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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随着有关性侵害犯罪的新情况不断出现，我国《刑法》原来规定的强奸罪等关于犯罪主体和对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对保护公民的性自主权方面的需要。比如，立法上对同性性侵害行为等问题就存在着空白。同性恋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同性性侵害案件屡见报端，前不久爆料的“女导演性侵女星”事件、“上海名师涉性侵多名男生”事件和“北京保安‘强奸’同事”案等，一系列案件都在冲击着公众的固有观念。北京朝阳区法院2011年1月对“强奸”18岁男同事的保安李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这是我国首例对同性之间性侵害作出的有罪判决，但以故意伤害罪来判决，也显示出法官对法律空白的无奈。另外，自1997年修订时将嫖宿幼女罪刑法从强奸罪中单独分立后，法律界对该罪有关罪名、量刑和内在逻辑等问题，就一直争议不断。随着近期发生在浙江丽水、福建安溪、贵州习水、陕西略阳和浙江永康、河南永城等地的涉嫌嫖宿幼女和强奸幼女案件的不断曝光和宣判，社会各界有关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和修改之争，更是达到白热化程度。有关如何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是法律界同仁面临的新问题。上述立法上的空白与不周延，使这类案件的加害人得不到法律有效的制裁，受害人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无形中纵容此类犯罪，导致这类案件发生率逐年升高。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笔者就如何从立法上对性侵害犯罪的予以完善进行探讨，以期达到预防该类犯罪、保障公民性自主权的目的。

　　一、当前强奸罪的立法现状

　　（一）女性主体的缺位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强奸被害人只能是女性,强奸罪犯只能是男性。其理由大致如下:1、强奸犯罪属于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它侵犯了女性的性自由。男性是性行为的主要攻击者,女性不可能成为强奸男性的主犯。2、虽然法律规定强奸犯罪被害人只能是女性,但认可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犯罪中共同犯罪人,如利用、教唆、或者帮助男性强奸女性。在刑法理论上,这些女性分别被称为间接正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司法实践中,法律常常视为强奸共犯且以强奸罪定罪量刑的。

　　（二）男性性权利得不到保护

　　事实上，就性权利保护而言，我国现行刑法主要规定有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分别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依据这些条文规定，除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对男性性权利有保护外，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及猥亵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均不能为14周岁以上的男性。也就是说，14周岁以上的男性因受强制而被迫与他人发生性交或者猥亵之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按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在我国男性是被明确地排除在被害人的范围之外的。也就是既否认女性强奸男性成立犯罪的可能，也更不承认男性对男性的性侵犯成立强奸罪。

　　因此，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此类案件是不可能以强奸罪论罪的。由本案的审判结果可见，这则被称为全国首例“男男强奸”的判决并没有惩罚被告人的“强奸行为”，男性特别是那些未成年男性的性权利，还处于法律空白状态。

　　（三）嫖宿幼女罪或成犯罪分子免死牌

　　从1997年《刑法》修改将嫖宿幼女设为单独罪名时起，该罪名的存废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按照现《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按强奸罪量刑，最高可至死刑；嫖宿幼女罪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般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可见，嫖宿幼女量刑比强奸幼女要轻得多。

　　二、完善强奸罪立法现状的建议

　　（一）增设强奸罪的女性主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性观念的解放,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直接正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英国警方透露,英国两名年轻女性将一男子诱骗至酒店的房间内,趁其不备将该男子捆绑在椅子上,强行给其喂食了“伟哥”并强迫与之发生性行为。作为保障人权的现代刑事立法应该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不仅是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法律原则和观念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此不赘言。为此我国刑法应该参照国外一些国家修改强奸罪的成功做法,将“强奸妇女”修改为“强奸他人”,以体现对男女的平等保护。

　　（二）增加男性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

　　长期以来，受到男性比较强势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历来只注重保护女性的性权利，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远远不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男性性权利等人身权的刑法保护需要。我们不可否认法律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法律也应该做到实事求是，符合现实的需要，面对近年来我国时有发生的“强奸”男性案件。关于如何在刑法中更好地保护男性的性权利，学者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笔者建议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将强奸男性作为专门的一款加以规定。

　　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这有利于区别不同的男性被害人设置不同的强奸罪构成条件。在当前我国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强奸男性的社会危害性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为了减少这部分人的顾虑，我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强奸男性被害人入罪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如限制男性被害人的年龄、身体或者其他方面的条件，适当提高入罪门槛，以便更好地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

　　另一方面，这有利于针对强奸男性的行为设置不同的量刑情节。考虑到强奸男性与强奸女性在具体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我国可以考虑在刑罚轻重上对强奸男性与强奸女性作一些区分，如可考虑规定强奸男性的法定刑之设置适当轻于强奸女性，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总之，为了加强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我国有必要采取合理的立法方式，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的对象范围。

　　（三）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

　　嫖宿幼女罪的设立，导致了一些严重社会问题产生。

　　一是侵害幼女性权利的案件大大增加，1997年之前类似于“永康嫖宿案”的案子很少见，但是1997年以后不断增加。

　　二是嫖宿幼女论罪之前，很少有人把14岁以下女童拉入卖淫团伙当中。而由于新刑法中规定了嫖宿幼女罪，量刑上没有死刑，因此卖淫团伙中不时出现幼女身影。

　　三是由法律以是否存在性交易作为区分强奸和嫖宿幼女的标准，把本该定为强奸罪的定为嫖宿幼女，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逃脱了应有的制裁。

　　无疑，不论从刑法这一规定的自相矛盾来看，还是从实践当中此类案件的多发性和打击犯罪、保护所有幼女所需要的力度来看，都应该取消刑法规定的“嫖宿幼女罪”，建议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一律按以往的强奸罪来从重处罚，以避免执法的混乱和遏制有些犯罪分子借这个罪名来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免死牌”的混乱局面。

（作者单位：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歌曲翻唱的策略及应对措施

蒋凯


前言
　　《中国音乐著作权管理与诉讼》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建立在音乐产业实践运作基础上的法律书籍，是词曲作者、歌手、唱片公司、新媒体公司了解音乐法律知识，处理法律纠纷不可多得的实战手册。


　　人们常说的"翻唱"，实际上是指歌手将作者已经发表并由他人演唱的歌曲，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一种行为。由于音乐著作权知识的匮乏，歌手对如何合法翻唱、作者对如何禁止翻唱都不甚了解。针对这一现状，笔者将音乐著作权知识和音乐产业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系统化的翻唱策略及应对措施。

一、 歌曲翻唱的法律依据

　　很多歌手认为，只有获得歌曲著作权人的许可，才可以对其进行翻唱。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法定许可 或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的授权 下，歌手无须获得歌曲著作权人的许可，即可以合法对其进行翻唱。

（一）录音法定许可时的翻唱

　　《著作权法》第39条对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作了如下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法定许可是对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限制，是立法者在方便社会的使用和保护著作权人利益平衡情况下的规定。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录音法定许可设定了严格的条件。

1.录音法定许可的权利主体

　　法定许可的权利主体是录音制作者。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款的规定，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录制品；录音制作者是指录音制品的首次制作人。

2.录音法定许可的前提

　　作品使用者应首先判断该音乐作品是否合法出版过录音制品（CD或卡带形式）。如果没有合法出版过录音制品，仅是通过网络、演出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则不能适用法定许可。以网络歌曲《丁香花》的侵权案为例，《丁香花》虽然一直在网络中流传，但并没有出版过录音制品，不符合录音法定许可的前提条件。因此，南京音像出版社以法定许可为理由将《丁香花》制成录音制品出版，侵犯了著作权人唐磊的复制权、发行权。

3.首次合法出版的录音制品上未标示“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1条的规定，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第39条第3款声明不得对其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应当在该作品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时声明。根据该项规定，以下禁用声明都是无效的：著作权人通过网络、表演、广播发表的禁用声明；未标示该禁用声明的录音制品已经出版后，著作权人又在各种媒体或由某个组织（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或个人发表的禁用声明。因此，著作权人在作品首次被录制为录音制品时所做的声明，才是合法有效的排除法定许可的声明；著作权人一旦在首次出版录音制品时没有发表该声明，就丧失了排除法定许可的机会。

4.录音法定许可的交费

（1）交费时间和机关

　　依照著作权法第23条、第32条第2款、第39条第3款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自使用他人作品之日起2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由于使用者支付报酬常常很难找到著作权人，因此国家版权局在涉及法定许可制作录音制品使用音乐作品方面，指定音著协为法定收转机构。

（2）交费标准

　　国家版权局于1993年制定了录音法定许可的收费标准，即录音制品的发行数量×制品的批发价格×3.5％。在没有新的收费标准出台之前，该标准继续有效。目前适用该标准的结果是，常会出现出版社（唱片公司）花200元即可翻唱一首歌的情形。

5.录音法定许可的对象

　　中国作者创作的音乐作品和外国音乐作品在中国被合法录制成录音制品后，适用法定许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外国的音乐作品仅在外国被合法录制成录音制品，在中国国内没有被制成过录音制品的情形，那么它是否适用法定许可呢？单纯从《伯尔尼公约》和《著作权法》中很难直接找到答案。但音乐作品已经被合法录制成录音制品且没有声明不许使用，据此说明著作权人同意以制作录音制品的形式将其作品公之于众，那么他人在不损害其合理报酬的情况下，同样以制作录音制品的形式使用其音乐作品可以不经其许可。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和立法精神，同样应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二）音著协授权下的翻唱

　　网络歌手唐磊的《丁香花》在网上广为流传之初，并未以录音制品形式出版。不少唱片公司虽看好此首歌曲，但由于该歌曲不符合法定许可的条件，因此不能在旗下歌手的专辑中使用。但实际上，唐磊是音著协的会员 。任何人只要通过合法程序向音著协申请对《丁香花》的使用许可，并支付相关的授权费用后，音著协就可授权其使用。

二、 歌曲翻唱纠纷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