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的伦理基础：常识、常理、常情－法律与道德的思辨
尹振国（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康德
一、引论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伴随着我们从摇篮到坟墓。“天行有常”，无法则乱，将悠悠万事纳入规则的调整范围使之符合“正道”，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国无恒强，无恒弱，奉法强则强，奉法弱则弱”，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艰辛与盲目、痛苦与执着、血泪与战火难以详尽。在这一历程中，1901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法治百年历史；在这一历程中，我们几乎移植了西方所有先进的法律制度，想借此步入现代化，但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同时，我们几乎全部否定了我们传统的法律制度，但是，宪政、法治、自由却还没有到来；法律至上的观念始终没有树立。相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犯罪泛滥、权力至上却在时时侵蚀着司法权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堕入了一个怪圈：我们的法律传统几近灭失，民族的灵魂日益沦丧；同时，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往往难以与传统自然融合，人治的阴影如噩梦一样难以摆脱，这似乎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为什么这样呢？
答案是在这背后是中国历史长时间封闭式简单循环式的发展，在简单循环背后是一种“让社会开放式进化制度”1 的缺乏。中国法治缺乏一种既固守优秀法治传统又容纳反映时代进步的先进价值观念的精神。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
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轻权利重义务的特质里并没有融入多少法治的内容，传统社会是有法制而无法治。法律是可以移植的，但仅仅是移植法律的生命（法律制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唤醒法律的灵魂。法律的灵魂里浸染着公平、正义、仁爱、诚实、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宽容等基本的价值。“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的”，这些基本价值构成了法治的伦理基础，这些价值就是一定地方人们的常识、常理、常情。
“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生长离不开人们的常识、常理、常情。树立和巩固司法权威的过程往往就是实现法治的过程。
二、何为司法权威
法治的本意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端赖人们对司法权威的信仰与遵从。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公民的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或代替那些法，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 那么，何为司法权威？2
司法权的概念发端于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一书，自孟德斯鸠始，司法权成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司法权从广义上讲，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而审判权是司法权的核心，即司法机关以中立者的身份对已经发生的纠纷予以裁决并给出确定的结论，以达到定纷止争，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权威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3；政治学上认为“权威”是：“在政治生活中靠人们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成的支配力量。它通常以政治权力作为后盾，依据正义或人格的感召力产生具有高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和支配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它是政治权力最有效能的表现方式。4简言之，权威是一种力量和威望。
综上，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一般指法院）应当享有的威望和公信力（这是一种应然状态，司法权作为一种裁判权，应当具有权威）。“威”是力量和尊严；“信”是公众的认同和信赖。司法权威有以下内涵：“司法机关暨法官的司法独立权获得确切的制度性肯认；司法判决公正并获得有效执行；司法机关及法官享有广泛的公信力；公民大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具有普遍认同。”5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威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普遍现象。社会中的人们，是根据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而互相结合和互相对立的，他们基于对某种价值取向的共识而始终处于权威和服从的关系之中。根据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不同，社会中的权威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是传统型权威。二是个人魅力型权威。三是法理型权威。6在韦伯看来，传统型权威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及实施权威合法地位的牢固信念”。这种权威可以看做是家族关系的扩展，它有三种形式：老年人统治、族长制和世袭制。个人魅力型权威正当性根源是领袖本人的非凡品质和信奉领袖所代表的绝对价值观念。法理权威存在于法制型统治之下。在法制型统治中，统治制度的实行在司法和行政方面与明晰确定的原则一致，这个制度对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是有效的。权力的行使者是经由合法程序而被任命或选举出来的官吏，他们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基础来源于宪法与法律。而那些服从命令的人——公民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他们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服从法律的执行者。传统权威的正当性根源来自统治者与生俱来的身份和地位，个人魅力型权威的正当性来源是个人品质或某种价值观念，而法理型权威是一种理性权威，其正当性根源来自于作为统治基础的规则的至上性和有效性。在法治社会中，“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这时的规则既用来约束权威，也用来肯定权威”。7
1、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
法律是社会运行的规则，法律仅凭静态权威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敬仰和服从，法律的权威更有赖于司法活动来实现，这是动态的法律权威。只有活生生的法律权威才能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只有通过权威的司法才能赋予法律以生命和权威。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法权威和法律权威是同一回事。但是，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司法权来源于法律的授予。没有法律，就没有司法权，司法权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否则，司法权就会侵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司法权威低于法律权威。同时，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法律权威的实现和延伸，是救济权利、恢复秩序以及促进法律信仰形成的动力机制。
第二：法律权威的建立和维护有赖于司法权威的建立。法律的实施要靠公民的自觉遵守和司法权的维护，只有司法机关公正、高效地行使司法权，纠正违法行为、制裁违法者，才能维护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应有作用，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司法机关树立司法权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维护法律权威的过程。
2、司法权威和司法权力
法治作为一种规则之治，背后必然隐藏着国家强制力，否则法律必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司法机关并无权威可言，谈何司法权威的建立？但是，法律的强制力具有间接性，当人们自觉遵守法律的时候，法律的强制性并不显现出来，只是起着间接的作用。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确能给法律以权威的色彩。但是法律权威的树立不能一味地依靠强制。因为，世上任何一种合法性力量都不能单纯地依靠强制力，而必须依赖社会主体对它的认同、信赖，必须符合常识、常理、常情。法治的真正基础在于信仰，而不在于强制。
权威并不等于权力，司法权威不仅仅是通过权力的强制性而获得的，司法权的强制性只是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从本质上讲，权威是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仅有力量而不具有威望不是权威。“合法性是权威和权力之间的区别，权威是指合法地行使权力。”8
司法权力是中性的、客观的，而司法权威则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色彩，司法权威是合法的、正当的司法权力。司法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基础，司法权威以对司法权力进行公正性的认同为基础。司法权力可以由法律来规定，司法权威则不是由法律规定的，而是司法权在运行过程中从公民那里获得的司法权力运作过程和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一旦权威主体动用物理的强制手段来获得服从，这就意味着他的权威已经开始崩溃。”9历史上有通过“严刑峻法”来建立法律权威的（如秦法“密若凝脂 ”），但是， “法律权威”过于短暂，最后连制定法律的人都被消灭了。“靠强制性树立权威的法律模式是与权力经济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这种法律模式不需要太多的自由、自愿和自治，而只要有权力、命令和强制就能够实现其功能。”10
任何权威的产生的前提是对某种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可和信任，是对一种合法权力的认同。因此，法律权威的树立依赖于公民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治的第一要义，不在于纸面上的规则多少，而在于国民尊法、守法的心理惯性和习惯。
三、司法的伦理
“人们更为经常地是把道德这一术语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各自强调自我的意志之间和相互矛盾的情感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与冲突。”11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的关于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观念。人类依族群而居，每个族群的利益也各不相同，所以道德的内容也大异奇趣。“一般而言，道德内容的范围和群体数量和群体的稳定性成反比。群体规模越大、群体成员结构就越不稳定，道德共识就越少；反之，道德共识就越多。这样，道德——关于应当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准则、规范——也呈现出多元性、多层次性。”12
“普天之下，凡有人类文明所载，其生活条件相若者，则生活之基本法则亦必相若，非任何立法者所可恣意改废。”13这决定了人心、人性、人的行为方式大体上是相同的，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道德观念会有分歧，但人性和人的基本需要却决定了在纷繁的道德观念中，有一个内容一致、持续稳定的关于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看法，即伦理。伦理是为稳定、最为持久、最为基本的那部分社会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互相关系应当遵循的基本道理或准则，是终极意义上的真善美。伦理的载体是人们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观念和人类基本情感——常识、常理、常情。
和道德相同，法律也是人类的行为规范。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法律和道德是同一的。到了近代，虽然法律与道德出现分离的趋势。但是，道德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法律。“法律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必然需要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领域：经济和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有些是比较高规格的要求。比如说要求人们做好人好事，但是还是有许多是人们处理互相关系时应遵守的日常行为准则，比如说，不得任意杀人，不得偷盗等等。这些准则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类行为合于理、利于人的起码价值标准。而法律只有将这些要求较低的准则纳入其视野，反映一定社会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要求，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进而变成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规则。否则，当法律没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基础的时候，久而久之，法律就会失去权威，其运行将会遇到种种阻力。”14简言之，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法律是最低程度的道德。法律权威的建立离不开道德的张扬。
“恶法非法”，法治是良法之治，善法之治。伦理的本质是真善美，司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也只有追求真善美的司法，才是有权威的司法。在司法过程中，我们探求事实真相、惩恶扬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司法过程中，人间的常识、常理、常情不断彰显、张扬。从这种意义上说，司法的本性和基础是道德，只有遵从民众是非善恶观念的司法才是正义和有效的。
1、司法何以需要权威
司法并不当然具有权威。为什么人们需要司法具有权威？首先来说明人们为什么需要司法。由于人类资质能力各不相同，又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这就决定了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由于满足人类利益需求的方式和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之间难免利益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利益冲突，人类制定了法律，依靠司法解决利益冲突。司法是一种利益冲突解决机制。和其他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相比，其更具有公正性和更有效率（或者说效益）。可以说，司法的产生是源于社会需要的。再次，司法为什么要有权威？司法权是一种裁判权，它必须是中立的、超然的、独立的。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是主持社会公道、伸张正义的终极性权力，司法必须具有权威，否则社会公义何在？
山东省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优惠政策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优惠政策规定
山东省政府
第一条 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和个人（以下统称台湾投资者）在山东省投资，除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享受相应的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外，还可享受本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二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在山东省境内选择投资地点。鼓励台湾投资者在沿海地区划定的区域内从事集中的投资开发经营活动。
第三条 台湾投资者在山东投资，除可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及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以下统称台胞投资企业）和采取加工装配、补偿贸易的合作形式外，还允许以下列形式投资：
（一）购买企业股票和债券；
（二）购置房产；
（三）租赁、承包省内现有企业（包括企业场地使用权）；
（四）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四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在工业、农业、服务业以及其他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投资，也可自行提出投资项目意向，向拟投资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申请。经批准，台湾投资者可以在限制外商投资的某些领域内投资经营。
鼓励台湾投资者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鼓励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开发性农业等基础产业投资。
第五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机器设备或者其他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为投资。
第六条 台湾投资者在山东的投资、购置的资产、工业产权、投资所得利润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并可依法转让、继承。
第七条 对台湾投资者的投资和其他资产不实行国有化。
第八条 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经营期限由投资者自行确定；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期限由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各方协商确定，也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
第九条 台胞投资企业的电话初装费、车辆养路费、供水、供电、供气、货物运输、工程施工、设计、咨询服务及广告、商检、医疗等收费，享受与国营企业同等待遇。
第十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建设、生产中所需的原辅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等，合同列明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列入计划供应的部分，可享受与国营企业同等价格待遇；企业用外汇在大陆自行购买的，可参照国际市场价格计价。
第十一条 台湾投资者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投资的生产性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非生产性的合资经营企业按3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非生产性的合作经营及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十二条 台湾投资者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内投资的生产性企业，凡属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项目，或者台胞投资额在三千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或者属于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经财政部批准，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于不具备前款减征条件，但属于下列行业的经济开放区内的企业，经财政部批准，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打八折计算征税：
（一）机械制造、电子工业；
（二）冶金、化学、建材工业；
（三）轻工、纺织、包装工业；
（四）医疗器械、制药工业；
（五）农业、林业、牧业、养殖业以及这些行业的加工工业；
（六）建筑业。
合资经营企业按30％的税率打八折计征；合作经营及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打八折计征。
符合上述条款的合资经营企业，凡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可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等利润低的合作经营及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二
年至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非生产性的合资经营企业按3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非生产性的合作经营及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十三条 台湾投资者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举办的合资经营企业按30％的税率计征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举办的合作经营及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所得
税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其中对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等利润低的台胞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至第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第十四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税期满后，属产品出口企业，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属先进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十五条 台湾投资者将其从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利润再投资，期限不少于五年的，经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纳企业所得税税款的40％。
台湾投资者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税款。
第十六条 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举办的台胞投资企业免缴地方所得税，在其他地区投资的台胞投资企业免缴十年地方所得税；属于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以及能源、交通、港口、农业开发项目，在经营期内均免缴地方所得税。
第十七条 台湾投资者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和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的企业，以及在沿海经济开放区投资的能源、交通、港口项目三千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所得利润汇出时，免缴汇出所得税。
第十八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其投资总额内进口本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生产用车辆和办公设备，以及台胞个人在企业工作期间运进自用的合理数量的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免缴进口关税、工商统一税，免领进口许可证。
第十九条 台胞投资企业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燃料、散件、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免缴进口关税、工商统一税，免领进口许可证，由海关实行监管。上述进口料件，如用于在大陆销售的产品，应补办进口手续并照章纳税。
台胞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的外，免缴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二十条 台湾投资者用地，可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年限一次签约的最长年限为：
（一）居住用地七十年；
（二）工业用地五十年；
（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
（四）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
（五）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续期。
第二十一条 台胞投资企业的场地使用费（包括土地使用费和场地开发费）计收标准：凡土地使用费和场地开发费综合计收的地区，每年每平方米五至十五元；凡场地开发费一次性计收和企业自行开发场地的地区，土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不低于三元。
第二十二条 台湾投资者举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在其经营期内第一年至第十年免收土地使用费。
对属于向能源、交通、港口、开发性农业等基础产业投资的，在其经营期内，第一年至第十年免收土地使用费，第十一年后减半收取土地使用费。
第二十三条 对从事土地成片开发的，其应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按当地规定标准的低限收取。经批准，可将国有的生荒地、山峦地、沟壑地和不适宜搞养殖的滩涂地，依法出让给台湾投资者自行开发使用，从其开发年度起十年内免收土地使用费。
第二十四条 台湾投资者可申请设立保税仓库。台胞投资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进口的料、件，均可先进入保税仓库，海关按备料保税货物监管。
第二十五条 台湾投资者承包、租赁省内现有企业的，在其承包、租赁期间，当年须足额缴纳税金、承包金、租赁费，净收入全部归台湾投资者所有；如经营亏损，当年欠缴的税金、承包金额、租赁费，可从以后年度实现利润中补交，但补交期最长不超过五年。
第二十六条 台胞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及所需外汇，可以通过省内外的外汇调剂市场进行调剂。
台湾投资者从企业分得的人民币利润，可以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调剂成外汇汇出。
第二十七条 台胞投资企业可以向大陆的金融机构借款，也可以向境外的金融机构借款，并可以本企业资产和权益抵押、担保。
经人民银行批准，可委托国内金融机构发行企业债券。
第二十八条 台胞投资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一）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决定企业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辞退，增加或辞退职工。其职工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
（二）可以在本地、外地和国外招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自行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以及收支预算、利润分配方案；
（四）自行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国家统一定价的个别商品除外）；
（五）自行确定企业的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和奖励津贴制度。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应不低于所在地区同行业条件相近国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120％。企业按规定在税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住房补助基金留企业，用于解决本企业职工住房困难；
（六）可以拒绝对企业的不合理摊派和负担；
（七）台胞投资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人员，出国或到港澳地区开展洽谈、采购、推销和售后服务等业务，第一次按规定权限审批，一年内再次出国时则由企业我方主要负责人自行批准，直接送外事部门办理护照和签证。
第二十九条 台湾投资者可在其投资的企业安排适当数量的亲属就业。在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中安排的人数由合资或者合作各方商定。
第三十条 台湾投资者在山东投资，可依法委托在大陆的亲友为其代理人。
第三十一条 台湾投资者在山东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以及在大陆没有设立营业机构而有来源于大陆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适用本规定外，也可以参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在台胞投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台湾投资者经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查同意后，可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台商投资协会。
第三十三条 举办台胞投资企业的申请，由当地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统一受理。审批机关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
对台湾投资者的认定，按项目审批权限，由同级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会同台湾事务办公室办理。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