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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保险法针对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规定了保险人的提示对方注意并且明确说明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义务，以及保险人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但是，所谓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文义涵盖过宽，将合同中一切限制保险人承担危险范围的条款、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皆统括于其中。 保险人免责有复杂的原因，既可能与相对人的违约或其他过错有关，也可能是国际通行的业务规则，还可能是保险法明确规定的结果。 因此，如果不考虑保险人免责条款的多样性，将其一概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可能导致该规则在司法中的滥用。笔者通过分析保险合同中某些免责条款所具有的特殊性，提出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应限制其适用范围的观点。


一、保险法有关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
保险法的规定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根据保险法的上述规定，保险人采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承担以下四项缔约义务：第一，交付格式条款的义务。第二，说明合同内容的义务。第三，提示投保人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下简称免责条款）的义务。第四，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这四项义务通常被统称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1]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核心在于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交付格式条款与提示注意免责条款皆为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程序性准备——未交付则说明对象不存在；明确说明必以提示注意为前提。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保险人未提示注意、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后果——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即免责条款的说明生效规则。
免责条款生效的含义
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中，所谓免责条款生效并非指该条款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而是指免责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2]并由此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经过法院的审查被认定为有效条款之后，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因此，在当事人就格式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首先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合同准入审查，而后才能适用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进行无效审查。免责条款不生效不等于无效，免责条款生效仅意味着其进入合同，而不意味着必然有效。免责条款经保险人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缔约义务而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是法院判定其有效或者无效的前提。
二、说明生效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大化
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责任免除。由此推论，合同中约定责任免除的条款，即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责任免除的定义
对于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3]第二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是指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范围。[4]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与保险责任相对，是指保险人依法或依据合同约定，不承担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责任的风险范围或种类，目的在于适当限制保险人的责任范围。[5]
上述观点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一致强调保险人的义务豁免，但对于义务豁免的具体内容则存在分歧：第二种观点所强调的是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义务的豁免。第三种观点所强调的是保险人不赔付保险金所针对的危险范围。第一种观点则将豁免义务的内容统括为保险责任，既包括保险人不承保的危险，也包括保险人承保危险范围之内的特定不赔付。上述各定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充分说明了保险人责任免除的复杂性。综合各观点可以发现，所谓责任免除，在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功能：第一，限制保险人承保危险的范围——某些危险保险人不予承保。第二，在保险人承保危险的范围之内，限制保险人赔付保险金的数额——保而不赔。
说明生效规则之适用范围的错误认识
实践中对于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之适用范围存在不正确的理解，这种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除法定免责之外，保险条款中一切限制、减轻、免除保险人承担危险的范围或者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均属于免责条款，因此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至于保险人免责是否与相对人的过错有关、 免责目的是否在于排除保险人不可保的危险、免责是否属于保险人控制风险的合理化措施，皆在所不论。基于上述错误认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被滥用，其不良后果突出表现为：第一，违背保险原理，将不可保的危险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第二，违背公平原则，保险相对人有过错却无须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违背等价规则，保险相对人未支付相应对价却可以获得保险保障。
产生问题的原因
笔者认为，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被滥用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保险法的规定文义涵盖过宽。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是格式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规定所采取的文字表述，文义涵盖过宽，对该法条进行文义解释的结果是，说明生效规则适用于一切免责条款，且无须考虑免责事由的多样性。基于此，法官将格式条款中一切具有免责功能的条款均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第二，保险人拟定的格式条款编排混乱。保险人为了强化免责效果，将大量原本不属于免责条款的内容置于格式条款的责任免除章节或段落之中，由此造成被冠名为免责条款的合同内容不断增加。如，各保险公司使用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约定，“被保险人饮酒后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的实质在于，约定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原本不应当被归于免责条款之列，而应当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及违约责任。但保险人为了强调其不赔付保险金的结果，通常将这些违约责任条款也编排入合同的责任免除章节之中，进而使这些条款成为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对象。实际上，这一现象并非我国保险业所独有，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也指出，保险条款编排混乱是引起歧义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不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的免责条款
格式保险条款中的某些条款虽然被保险人归于免责条款的范畴，或者在事实上具有限制、减轻、免除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些条款具有特殊性，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不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强调
格式条款中存在这样一类免责条款，保险人通过这些条款向相对人特别强调：某些危险不属于保险人承保的范围。这些条款即便被归于免责条款，其作用也不在于免除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保险赔付义务，而在于说明某项危险保险人不予承保。如，保险人通常将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约定为：“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件造成的死亡伤残，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这些保险条款通常另在责任免除段落中约定：“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疾病所致死亡和伤残，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疾病原本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合同中的疾病免责条款，作用在于强调疾病不属于意外伤害，因而不属于保险责任。再如，国内所有保险人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约定，“地震造成的被保险车辆之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实际上，地震免责是一个国际性的保险规则，即便在日本这样的地震多发国家，汽车保险通常也将地震造成的损失排除在赔付之外。[7]上述类似的条款虽然被冠以免责条款的称谓，然而强调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功能决定了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如果法院将此类条款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导致保险责任范围被不合理地扩大，甚至导致保险业公认的不可保危险如战争、地震等被纳入保险责任的结果。
他保冲突
所谓他保冲突是指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指向同一保险利益，由此造成两份合同在赔付范围上互相限制。他保冲突也是保险人在某些合同项下主张免责的事由之一，保险人往往会提出，相对人的某些损失应当由彼合同给予保障，而不应当在此合同项下获得赔偿。上述类型的免责条款主要表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与投保人自愿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自愿三者险）的关系上，国内保险公司所使用的机动车自愿三者险条款，在责任免除段落中通常包含以下内容：“应当由交强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上述免责约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保险人向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首先由交强险给予赔偿，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不足以赔偿的部分，才由承保机动车自愿三者险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人在交强险项下的赔偿义务，即为其在自愿三者险项下的责任免除。
美国法院处理他保冲突的方法是，当两张保单分别保障同一风险时，由法院确定哪张保单提供了首要保障，进而首先强制在该张保单下赔偿保险金。确定首要保障大致包括以下方法：以对特定损失的特定保障作为首要保障、以最先购买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以保障首要侵权人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 以机动车所有人的保单先于驾车人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等。[8]我国法院在处理他保冲突条款时可以参照上述思路，在前述交强险与自愿三者险的冲突中，鉴于交强险是强制投保的险种，可以据此认定其为首要保单。应当注意的是，在某些他保冲突的情形下，如交强险与自愿三者险、基本险与附加险，保险相对人如欲获得两份保单的全部保障，必须向保险人支付两笔保险费的对价。在此情形中，如果将与他保冲突有关的保险人免责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导致未支付两笔保险费的保险相对人与支付了两笔保险费的保险相对人获得完全一致的保障，显然有失公平。
保险相对人的违约责任
保险相对人在享受保险权利的同时，应当向保险人承担必要的义务，以此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保险相对人的义务包括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不履行约定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不利后果。
保险法的某些规定对于当事人约定合同的内容提供了指引，如，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第三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再如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法就避险义务、通知义务所作出的上述规定都是指导性的，如果保险合同并未就此作出约定，保险相对人即无须承担；但如果合同就此作出了约定，避险义务与通知义务即成为保险相对人的合同义务。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通过格式条款为相对人设定合理义务是必要的，这些条款如果不具有保险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即属于有效约定。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 4 条即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如果存在驾驶人未依法取得驾驶证、饮酒、吸食或者注射毒品等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上述免责约定显然指向保险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保险相对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保险人之所以免责是因为相对人的违约责任。类似条款虽然被冠以免责条款，但却是保险相对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此类免责条款如果被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法院以保险人未明确说明为由认定其不生效，将导致保险相对人在合同项下有违约行为却无须承担责任，背离了公平原则。
法定免责的重申
保险法规定了若干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这些免责情形通常被称为法定免责，如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将保险法有关保险人免责的规定直接纳入格式条款，是保险人在设计保险产品时经常采用的做法，此类免责条款也不宜适用说明生效规则。法律一经公布施行即视为进入公知领域，保险人即便不将有关规定纳入格式条款，同样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提出免责抗辩。在保险人将法定免责事由纳入合同的情况下，如果适用说明生效规则将出现法律规定不经说明不生效的结果，岂不荒谬？
四、外国法与国内相关法律的借鉴
有观点认为，各国立法均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然而该观点所援引的外国立法例，与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存在本质差别。[9]更多的观点则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立法的创举，外国立法无此规定。[10]由此可见，课以保险人过度苛刻的缔约义务，为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设定生效条件，并未获得域外保险立法的普遍认同。
在国内法上，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比较该条与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发现，保险法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保险人设定的缔约义务更为严格，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也更为严重。这一规定固然有利于保险交易中的弱势一方，但同时可能纵容投保人疏于关注自身的权利义务，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完成，双方各自承担适度的缔约义务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有学者认为，一般地说，消费者在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上签字，格式条款即订入合同中，即使他并未阅读过这些条款，除非有欺诈、胁迫等因素。这似乎对相对人过于苛刻，其实不然。因为相对人签字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了解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的内容，但没有做到这一点便有过失，不值得加以特别保护。再者，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拘束相对人，如果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时，尚有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和司法控制等环节阻止它生效。既然如此，法律应当确立当事人在合同文件上签字就受其约束的规则。[11]
五、结语：
有些法院已经逐渐认识到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滥用的问题，并且对此予以纠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制定的指导性意见中对于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作出如下定义：包括通常所称的除外责任条款，以及保险合同中所有不因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12]该定义将合同约定保险人由于相对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免责的条款，排除于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准确地把握了责任免除的实质内涵，有助于正确理解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针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将说明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条款、违约免责条款、法定免责条款、 他保冲突条款等所谓的免责条款排除于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以统一裁判尺度，防止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在实践中的滥用。



注释:
[1]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 页。
[2]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3]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2 页。
[4]方乐华：《保险与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4 页
[5]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6]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第四版）》，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 页。
[7]梁鹏：《评论与反思—发现保险法的精神》，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8 页。
[8]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第 4 版）》，梁鹏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8—229 页。
论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

孙廷然


　　摘要：法学教育模式直接影响着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侧重理论的传授，缺少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借鉴德国的Seminar模式和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进行教育模式的分流嫁接，对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改造，达到法学教育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法学教育模式；Seminar模式；法律诊所；诊所式法律教育

　　受制度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法学教育已成为法律职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载体。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法学教育模式是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切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消除国际对话中“失语”状态的法学教育模式，这一模式应当兼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
　　在法学教学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未根本改变。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都是很大的束缚。
　　在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语境下，应试教育依然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主流。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导致我国在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上游移不定。传统的法学教育虽然是为法律职业服务的，但成为法学理论的教育且偏重于知识的灌输，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缺少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距离法律职业的要求差距较大，导致学生所学的理论与实践往往不能较好地实现对接。
　　由于受我国传统教育的文史哲主导模式的影响[1]，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定位为一种精英教育，侧重理论型人才的培养，过分强调法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很少考虑实践能力的培养。传统的法学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导模式，基本上停留在理论传授、法律诠释的层面，很少去探寻法律的精神。实践教学主要局限于被动式的案例讨论、无声的审判观摩（法庭旁听）、程式化的模拟法庭和断裂式的毕业实习等四种形式。案例讨论教学虽然也能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被动式的互动教学具有单向性和局限性，教师处于控制地位，基本模式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模式——教师问、学生答，“弥漫着无声的紧张”的课堂气氛使学生难以专心吸收信息[2]。教师在进行问答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抽象的法律原则，而忽略了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将完整的法律割裂成一个个碎块。这种教学法也仅仅能使学生对法律知识有感性上的认识，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缺乏切实的可操作性，难以训练学生分析、推理和辩论的能力，根本达不到培养学生分析、应用、综合等认知能力的目标。审判观摩的方式虽然可以让学生亲临真实案件，但所观摩的案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生缺乏积极主动性；观摩后缺乏教师针对性的法律阐释，导致学生所看到的庭审过程容易被遗忘。模拟法庭教学注重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的紧密结合，培养学生法学专业综合能力素质，加强职业技能训练，对学生审判程序的训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案例往往都是事先准备好，缺乏真实感，很难引起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毕业实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上述几种教学方式的不足，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但是，毕业实习是一种断裂式的实习，一般安排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年进行，且实习期限太短，学生不能亲临一个案件的全部审理过程，很难达到实习的目的[3]。
　　法学教育的基本职能和根本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我国的法学教育存在着巨大的改善空间，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集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一体的法学教育模式。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直接采用国外法学教育模式，仍然存在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们借鉴国外科学的法学教育经验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改造。
　　二、两种值得借鉴的法学教育模式
　　（一）德国的Seminar模式
　　“Seminar”是源于德国大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一种在课程结构、教学方法、考试方法和分数的评定等方面具有规范性、内在规定性，把科学研究放在教学目标的第一位，旨在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法律人才的教学模式，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教学模式[4]。
　　“Seminar” 教学模式将教学上的单向传导模式改变为双向互动模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主动性。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教师所讲授的是一般方法、一般原理课，有较强的理论性。“Seminar”帮助学生在一般原理的启示下理解具体的事物。“Seminar”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是对课堂讲授内容的消化、理解和运用。“Seminar”的核心是研究问题，它是以学生为主的师生共同讨论问题的一种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Seminar”是师生进行学术交流与创新、发展真理的载体，也是培养学生学术精神和学术能力的一种课程模式。它的功能和特征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研究的能力。Seminar的目标主要定位于科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5]。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已在其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采用了Seminar教学范式[6]。Seminar模式强调发挥学生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的精神，对改变常模评价体系，培养学生分析、综合、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二）美国的“法律诊所”模式
　　“法律诊所教育”，又叫临床法学教育，发端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它把医学院学生临床实习中的诊所式教育模式引入法学教育，让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代理真实案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学生为主角，采用多边教学互动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法律实践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很好地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对接[3]。
　　法律诊所教育仍然是法学教育，学生办理真实的案件只是将案件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而不是目标。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目标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和运用法律。如著名教育家迈耶（Mayer）先生说，“我们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教授他们思考什么。”
2000年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七所大学，资助其进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试验。2002年7月，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截至2007年底，己有6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并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单位委员[7]。实践证明，诊所式法学教育的价值、功能基本上被法律教育界所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学校的法律诊所的运行存在各种问题，如法律诊所尚未普及且运行状况不佳、法律诊所的建设资源匮乏、学生投入诊所教育的时间与精力不足、案件来源有限等。
　　三、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设想
　　（一）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这种定位必然体现为应试教育，既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也产生了社会不公平现象。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精英与大众兼顾，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育分流，通过不断优化的教育模式，力求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教育分流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思想，在承认个人差异基础上，为每个人提供了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计划，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8]。
　　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法律人才，包括学术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务型人才。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构建我国的法学教育分流制度。
　　（二）中西合璧——法学教育模式的嫁接
　　由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融合性改造，不同于法律的孤立性移植，笔者借用生命科学中的嫁接概念对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尝试性改造，将国外科学的法学教育模式作为“接穗”嫁接到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这一“砧木”上，保持“Seminar”模式或法律诊所模式的科学性状，利用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有利特性，形成一种稳定的、科学的、适应学术研究型和法律职业型人才需要的法学教育模式。
　　在上述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的基础上，笔者有两种设想：其一，构建招生分流制度。在招生时分流，招生简章上招生类型直接分为学术研究类和法律实务（职业）类，学生入学后直接采取相应的教学模式进行培养。其二，在现有的招生政策下，实行中途分流。可以从大二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流向，选择学术研究或者法律实务进行学习。
　　德国的Seminar模式与美国法律诊所模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结合教育分流后的教育培养目标，采取不同的法学教育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模式进行培养。针对分流后的学术研究型学生，德国的“Seminar”模式与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是理论传授）亲缘关系较近，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嫁接容易成功。嫁接后的教育模式，重点突出德国的“Seminar”模式的优点，消除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针对分流后的法律职业型学生，美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与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嫁接成功率也高。
　　四、结语
　　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是否成功，取决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德国的“Seminar”模式和美国的“法律诊所”模式被嫁接到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上，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不适应的样态，需要不定期地进行监测、评估和校正。应当改变教育观念，逐步实现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转型，建构一种真正适合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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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课程研究•高等教育》2010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孙廷然（1972-），男，河南扶沟人，周口师范学院讲师，编辑，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和编辑学。
通信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七一路东段31号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孙廷然收。邮编：4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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