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已废止)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2月26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地位，保障工会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支持企业的合法经营，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工会均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有权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应当经上级工会批准，并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对应当建立而未建立工会的外商投资企业，上级工会可以督促指导其组建工会，企业应当予以合作。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企业职工利益的代表，依法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其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含外籍职工），凡承认《中国工会章程》，自愿加入工会的，经本企业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筹备组批准，均可成为工会会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加以限制和阻挠。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经过选举建立工会委员会；会员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选举工会主席或者工会组织员，主持工会工作。
上级工会应外商投资企业的要求，可以选派适当的人员，经过选举担任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或者工会组织员。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支持企业合法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依法建立的规章制度，尊重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履行劳动合同，完成企业的生产和工作任务，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和业务知识，提高职工素质。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可以代表职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安全卫生以及职工保险福利等事项与企业协商谈判，订立集体合同。集体合同一至三年签订一次，并经企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会通过。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还可以就集体合同执行中的重大问题与企业协商谈判。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与企业协商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可以提请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上级工会协调解决。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依法指导、帮助职工同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监督合同的执行。企业故意拖延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会可以建议劳动行政部门责令企业纠正。
第十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董事会会议讨论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等重大事项和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与保险问题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研究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工会代表有权列席会议，企业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的合作。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设立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由企业工会代表担任主任。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企业女职工的特殊权益，对企业侵害女职工特殊权益的，有权要求企业或者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监督企业执行国家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的，应当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加班时间和加班工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外商投资企业违反国家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或者职工因健康原因及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加班而企业强迫加班的，工会有权要求企业纠正或者建议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在劳动合同期内，外商投资企业解雇、处分职工，应当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也可以支持和帮助职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濒临破产，依法进行整顿，或者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工会认为企业裁减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要求重新处理，也可以支持职工按照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申请仲裁或者提起
诉讼。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与企业或者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关心职工生活，组织职工开展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协助和督促企业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不断改善职工生活和福利条件。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的工资待遇，参照《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执行。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其工资、奖金、补贴由企业支付；劳动保险及其他福利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待遇。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或者工会组织员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变动其工会职务；确需变动的，应当事先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征得上级工会的同意。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支持工会依法行使职权，不得将依法建立的工会组织撤销或者归属其他工作部门，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开展活动，应当在生产和工作时间以外进行，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同意。经企业同意，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的工资、奖金、补贴由企业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每月按照全部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拨交工会经费；未按照规定拨交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工会经费由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经费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检查指导和会员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财产、经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以及华侨在本省投资的企业及其工会适用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26日
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摘 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我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控辩失衡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现状
1、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未能落到实处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律师阅卷、会见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在实践中未能落到实处。
其一，会见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广大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制造种种理由、借口拖延；非涉密案件也要经过批准；限定会见时间、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这使会见流于形式。
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然而笔者深深感到上述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在我经办的重庆市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侦查的这起案件中，自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即开始申请取保候审，但是一直到其被超期羁押，也没能成功。
其三，调查取证难。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只是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且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实践中不但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或制止，而且律师向法院、检察院要求复核或调取证据的申请更是常常不被采纳。无法调查取证，便难以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使得律师在庭审中难有作为。
其四，阅卷难。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但是，律师的这一重要权利并未落到实处。主要表现在检察院、法院留给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的时间短，提供的材料不足，比如只提供证据目录而无证据内容，只提供证人名单而不提供证人证言，只提供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材料而没有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等等。
其五，律师的辩护意见采纳难。法院对控辩双方采取歧视性待遇，法官言行不中立。每当律师提出牵涉证据效力及司法公正的问题时，有的法官往往予以制止，限制辩护律师发言，司法天平明显的向控方倾斜。
2、职业报复——律师的执业权益遭到肆意侵害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双方采用不对等的立法使得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常常遭到践踏。例如，刑诉法关于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就极为不平等。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实属世界罕见。
律师和侦查、控诉、审判机关一样，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律师们没有权力。一些执法人员虽然执法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簿，但特权思想严重。他们将机关作为“衙门”，往往在律师身上显示作威作福的权力，显示对律师的傲慢与偏见。当律师在庭审辩论中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论据后，就极力压制和打击，将庭上冲突直接带入案件的处理中，对律师实行赤裸裸的“职业报复”。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原因
1、立法原因
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当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时，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造成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于被法官接受；三是刑诉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产生了误导人们的负效应；四是刑事诉讼法许多条款对刑辩律师的正当权利作了种种限制，使得律师手脚遭到束缚，如第36条、37条、96条等。
2、司法体制
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公、检、法占据绝对主要地位，律师的地位很低。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控方力量过于强大，辩方力量过于弱小。公、检、法是一家，强调互相配合，而很少强调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律师成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侦控机关权力过大，且缺少监督制约，加之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使得律师在这种体制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公、检、法时常召开联席会议，排斥律师。律师的水平再高、意见再有道理，司法机关不采纳，律师呼唤奈何！
3、思想观念
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又一原因。刑辩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异其趣、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立场上”、“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为人免灾”。这种观念痼疾阻碍了正当的律师刑事执业。司法人员一旦发现律师提出了不同的对案件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就认为律师是在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是对他们作为司法官员尊严的挑战，最终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三、建立控辩平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1、从程序公正的高度认识控辩平衡的重要性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但在一个案件中，这两者并不总是统一的。那么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哪个优先呢？其实程序的公正对法律而言是宏观上的，结果的公正是针对具体案件，是微观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发现案件的真实为目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实体公正的层面上，程序是否公正历来不受重视。刑事诉讼应有的一些程序，司法机关要么是根本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也不执行或者不坚决执行。为了追求实体的公正不择手段：用什么方式侦查都可以；没有羁押手续，先关起来再补也不晚等等。违反了程序法，很少被追究责任。本律师承办此案期间，当事人被超期羁押，随后仅补办手续了之，办案人员未受任何追究。重实体，轻程序，必然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必然轻视律师的辩护权利。
2、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赋予辩护律师的讯问到场权，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辩护律师在场极为必要，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套供诱供、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正确进行。律师的单独会见权则有利于真实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及时关注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从而使得律师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其次，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条件成熟时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为保障律师辩护职责的履行，律师应当拥有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同时，为配合法院庭审方式的改革，可以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之前与律师进行证据交换，必须将其所掌握的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向辩护律师展示。对于庭前没有展示的证据，不得在庭审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再次，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完整的规范，从立法上赋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具体内容包括：辩护律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对无故拒不提供证据的，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司法机关如无正当理由，必须批准；对该申请的拒绝，律师有权要求复议，司法机关有义务对不批准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
3、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
基于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职责上的矛盾对立，加之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控辩双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仍然是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
针对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困境和现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打击和迫害。因此，与律师职业有着悠久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尚不成熟、缺乏诉讼民主的国度，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四、结 语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它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阻碍，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惟有控辩平衡的博弈才有助于法官发现真相并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使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恢复平衡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杨宇冠、杨晓春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 《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段 文 《谁愿意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 21世纪经济报道
[4] 陈卫东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 中国方正出版社
[5] 《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规定》 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