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要害保卫规定(废止)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要害保卫规定
安徽省人民政府
令第76号
《安徽省要害保卫规定》已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经省人民政府第１０７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回良玉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经省人民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要害保卫工作，维护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要害是指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审定的，对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单位、部门和部位的统称。主要包括：
（一）县级以上领导机关和为重要领导人以及重大政治性活动服务的关键单位和部门；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民航、通讯枢纽等关键单位和部门；
（三）掌握、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和部门；
（四）国家重要科研部门、单位及其科研项目、资料、产品；
（五）国家、地区性重点建设项目或重点设施；
（六）关系到国计民生供水、发供电、供气、供热及其他重要的能源动力单位或部位；
（七）制造、存放货币以及其他贵重、稀有金属的单位或部位；存放贵重器材、设备、珍贵文物、档案资料、重要票据、凭证的关键部位；
（八）对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的生产关键部位和管理部门；
（九）枪支、弹药及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品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使用部门；
（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确定作为要害保卫的其他单位、部门和部位。
第三条 要害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破坏要害的活动，防止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保障要害安全。
第四条 要害保卫工作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五条 要害单位（包括要害部位所在单位，下同）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要害保卫工作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要害保卫工作，落实本单位要害保卫组织机构和人员，为要害保卫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和指导要害保卫工作，及时查处要害发生的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第二章 要害审定
第七条 要害分为三级：
（一）一级要害，指对国家和全省有重大影响的要害；
（二）二级要害，指对地、市有重大影响的要害；
（三）三级要害，指对某一区域有较大影响的要害。
第八条 要害的确定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由各单位填写《要害审批表》，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批。
要害的调整和撤销，参照前款规定。
第三章 安全防范
第九条 要害工作必须由政治可靠、工作负责、技术熟练、纪律严明的人员担任。下列人员不能进入要害工作：
（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不满的人；
（二）被判处缓刑、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以及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
（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四）刑满释放人员；
（五）所外执行或已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员；
（六）精神病人；
（七）身份不明人员；
（八）其他不宜在要害工作的人员。
要害单位录用要害工作人员必须先审核后录用，审查工作由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并征求保卫部门和公安机关意见。录用人员的档案应抄送公安机关备案。不宜在要害工作的人员必须及时调离。
第十条 要害单位应当配备保卫人员并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将治安防范工作纳入要害部位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经常对要害部位工作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和防范技能训练。
第十一条 要害单位必须制定以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为主要内容的应急方案。要害发生案件或者事故，必须及时处置，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十二条 要害单位必须建立健全要害值班制度、出入制度以及防火灾、防失密、防盗窃、防破坏安全保卫责任制，并组织落实。
要害单位根据要害周围环境，可与相邻单位建立治安联防。
第十三条 一、二级要害部位和具备条件的三级要害部位必须采取技术防范措施，实行人员防范与技术防范相结合。
第十四条 要害单位必须经常检查要害安全情况，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检查要害安全发现重大隐患，应当制发《要害隐患整改通知书》，通知有关单位限期整改。有关单位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并将结果告知公安机关。
第十六条 要害附近的单位进行生产建设活动或居民生活影响要害安全，要害单位可通知其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报告当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责令其限期纠正。
已建的建筑物及有关设施影响要害安全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十七条 要害发生案件或者事故，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保护好现场，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处理工作。接到要害发生案件或者事故报告，公安机关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第十八条 要害单位必须建立要害保卫档案。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十九条 对在要害保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本单位、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对要害保卫工作责任人处以警告、2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正当理由未按《要害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隐患；
（二）录用不允许进入要害工作的人员或未调离不宜在要害工作的人员；
（三）不落实要害保卫措施，经公安机关多次督促不予整改。
第二十一条 违反要害保卫规定，造成要害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对要害保卫工作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单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要害保卫规定的，除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给予处罚外，公安机关还可建议有关单位对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1月15日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