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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责任倾向——对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审判的思考

王琼书 曹清


我国现有法律表明医疗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但仔细分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知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以及一些判决案例，不难看出我国医疗诉讼审判有对医方采取严格责任的倾向，医疗机构面临着“有过错要赔偿，无过错要和解”的尴尬局面。
一、医疗争议诉讼属于一般侵权诉讼，适用于过错原则
一般认为构成侵权行为要有四个要件：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有主观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在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归属问题。侵害他人财产、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侵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以及法律法规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其他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1～124条和第127条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而对那些既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的侵权损害,如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特别案件,则由公平责任原则来调整。由于医疗纠纷并未被《民法通则》列为特殊侵权,故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于法无据。对照《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医院不是病人的监护人,因此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医疗纠纷无法律依据。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高法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中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损害指出适用过错原则，医院无过错就不赔偿。其实对所有医疗侵权诉讼都适用过错原则，而不是象某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医方无过错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向患方倾斜，认为有损害必判赔偿，无原则地判决医疗机构进行赔偿。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法学界对此存在异议，如学者王利明认为医疗事故责任应归于严格责任[2]。
二、严格责任责任特点
对于严格责任（strict liablility）定性和适用，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责任见于英美侵权行为法中，是一种特殊的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的侵权法以及我国侵权行为法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严格责任在功能上兼容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特点，它事实上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严格责任解释为“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准。但这种责任标准也不是绝对责任，它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如果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现由”。严格责任属性：①它与过错责任一样，是一种责任标准；②与过错责任（由于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一般责任）相比较，它更为严格；③在有限的抗辩理由中，当事人（被告）不得以无过错（尽到合理注意）为抗辩条件；④它不同于绝对责任。严格责任的主要功能是：①补偿功能，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其适用通常与发达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它需要通过责任保险甚至社会保险来分担风险；②预防损害的功能，严格责任让损害造成的成本高于避免损害的成本，使行为人最大努力避免损害发生；③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由于受害人无法完成过错举证责任，对行为人采取严格责任可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补救，实现对弱者保护，体现实质正义[2]。
由于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此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来适用。
三、医疗诉讼审判的严格责任倾斜
（一）医疗争议审判中法律适用的新动向
由于我国特殊的立法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以司法解释或谈话形式扩大法律条款的外延和适用范围，影响司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严格责任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实现。医疗争议诉讼中，医方举证不能则败诉。
我们通过对严格责任的主要表现来解析医疗诉讼中的严格责任。
1.严格责任中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在严格责任中受害人不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举证，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举证。在医疗损害争议案件中，患者只需就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并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提供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导致医疗争议诉讼门槛降低。
2.严格责任中免责事由是受到限制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了六条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而且条例第49条第2款赋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权利。这些条款被认为是医方的免责事由。但是这些狭小的免责条款基本上被后续的高法通知或谈话取消。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问题，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处理”，“对于《条例》第49条第2款应理解成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免去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3]。很明显，司法审判机构认为《条例》只对医疗事故有处分权，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条例》免责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条例》的免责条款形同虚设。
3.严格责任中加害行为与损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推定的。如果单纯以事实而言，患方受到的所有损害在表象上几乎都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手术具有创伤性、药物具有毒副性，癌症的诊断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而且从价值判断立场来说，无论在社会认知或法学理论上，均认为医疗行为具有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患方需要证明的损害因果联系只是一种初步的，表面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需要推定或基于法官的考量。严格责任与一般过错的区别在于：一般侵权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而严格责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将过错举证负担转移给被告，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严格责任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法定抗辩事由存在，则推定其有过错，从而承担责任。《证据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方举证不能则推定医方过失。
（二）典型严格责任审判案例
【患者手术死亡案件】患者因肿瘤入院，行手术治疗。在切除肿瘤时由于肿瘤组织腐脆，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术中发生DIC导致严重渗血，医师立即给予积极处置。患者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以医方治疗不当导致患者死亡为由提起诉讼。医院答辩认为，整个治疗过程无过错，原告出现DIC是其疾病发展的结果，肿瘤本身和手术治疗均可引起DIC，术前对患方告知手术危险，已获取患方同意，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行为本身无过失。法院认为患者死亡与其疾病转归有关，但该医疗机构是教学医院，应该比普通医院具有更强的注意义务，术前、术中应该考虑更为详细，最后判决医方承担20％责任。这起案件体现了强势对弱势的救济。事实上，法院也承认不能明确推定医院在本案中负有责任，只是立足保护患者的利益进行而判决。在本案例中判决院方承担责任较轻，法院也是考虑患者死亡是在原有疾病基础发生的不良事件。严格责任强调责任是严格的，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
【时某过敏死亡案件】某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到某卫生院求医，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给予丁胺卡那霉素点滴治疗。在静脉输入丁胺卡那霉素时，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表明,患者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诉讼中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在治疗和抢救过程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患者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承担责任，判决赔偿原告21万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严格责任的特点是加害人不得以无过错为抗辩理由，本案例中医疗机构的无过失抗辩无效。对于无过失的医疗行为适用严格责任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构不问过失而单纯应用因果关系采取严格责任、甚至无过错原则判决是医疗机构面临最棘手最无奈的困境。
四、对于医疗行为中严格责任的思考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其职能从教育、预防的作用向赔偿作用倾斜；它是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是过错责任向公平责任的转变，是个人权利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对医疗行为实施严格责任的初衷，相信是为加强对弱势群体救助，寻求社会稳定。医疗诉讼之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病员殴打医生或死者家属抬尸游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由于患方在诉讼中不能举证。为保护病员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之间的社会矛盾，为病员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确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但是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实施了举证责任倒置也没有减少恶性医患冲突的发生[4]。
严格责任以法律手段使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按医疗制度和操作常规进行工作，做到仔细认真，对可能出现的各类医疗意外和并发症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尽力做好注意义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避免非正常医疗损害的发生，减少医疗缺陷，杜绝医疗事故。但是临床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医疗行为具有损害特性，由此衍生的风险是人类的共同风险，而不是医生这个单一职业的风险，而且医疗损害往往存在“一果多因”，片面强调医方的严格责任并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中国医疗诉讼第一案，湖北省某医院龙凤胎损害赔偿案，医院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母体病毒感染和死胎分娩史有关，也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一过性低温无关，最后医院败诉，承担高达296万元的经济赔偿。毋庸质疑，这样容易激起医疗的负面反应，使整个医疗行为趋向于保守性，如目前防御性医疗盛行就是最明显的表现[4]。
作者赞成对医方行为采取严格要求，毕竟医务人员担负的是特殊社会任务，面临的是人的生命，应该比一般人员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实施严格责任，是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促进其提高诊疗水平，在诊疗过程中增强其注意义务。但是作者认为我国并未实施真正的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仅仅是在对医务人员的要求适用严格责任，而并未按国际通行严格责任原则确立赔偿范围上的特定限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严格责任往往有最高额限制，原因在于严格责任是对不幸损失的的合理分摊，如果法律对最高赔偿限额没有强制规定，则会过多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且严格责任的广泛适用大都伴有发达的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最发达的美国，大量而高额的诉讼使大量医生更改执业场所和范围，甚至改行，医疗保险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最近美国国会考虑为医疗损害赔偿最高限额实行限制。我国尚缺乏成熟有效的医师执业风险保险，医疗事故保险刚刚起步，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侵权赔偿范围原则上没有设立最高限制，适用于完全赔偿原则。在我国医疗争议诉讼中，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相对定额化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民法通则》进行完全赔偿，结果出现是事故少赔，非事故多赔的悖论。作者反对以法律手段单方面加重医方责任而不加强保险与社会救济职能，在责任认定上对医方适用严格责任，而在赔偿上却适用完全赔偿。
作为人民陪审员，作者经常参加辖区内法院涉及医疗争议的诉讼审判，也体谅审判机构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减少患方不满判决的上访所做出的判决，但是作者坚持认为构建社会和谐不能牺牲司法公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和谐发展。我国用不到世界卫生费用的1%成功维护了世界22%人口的生命和健康，但是我们必须反思这1%和22%的关系。在我国，医疗行业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疗机构属于公立机构，具有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医疗活动具有被强制缔约性，《执业医师法》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患了急危重症，只要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无论有钱与否，任何医院都必须接诊，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抢救。这是法律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强加于医疗机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致做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卫生急救缺乏民政和慈善支持，对于无钱的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对其进行的救治基本上是无偿的，以作者单位为例，每年无法收回的此类医疗费用以百万计算[3]。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时，在保护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护医院和医生，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利于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立法、司法裁判机构应恰当的平抑医疗诉讼，如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医疗诉讼，必然导致医方利益的过度损害。对一方利益的过度损害，最终必然影响到另一方的根本利益的存在。这样双损的结果绝对违背了立法的初衷[5]。值得庆幸的是审判界已经意识到这点。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求法院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司法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和谐不是不要正义,不是不顾原则。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6]。
医疗诉讼的快速增加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7]。严格医方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众对医疗机构的愤懑情绪，方便大众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权益，也简化了法官工作的程序，加大了对患者的救济，但它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医疗争议，促进医学进步，保证医学科学健康发展，还值得商榷。相信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律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进一步落实，社会救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民众的认识逐步提高，社会成员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广阔角度摆正自己的视角，理解医疗卫生工作的全民意义，理解医疗工作特殊性的时期，终会到来。

对我国法官独立制度的研究

蔡 武


[论文提要]
　　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司法独立在宪法上的表述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虽然早已确立，但现行司法独立的制度还是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明确承认。日渐加快的社会民主化、国家法治化进程使得我国目前的“司法独立”暴露出种种不足，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诉讼中的司法是否独立反映着公民的民主地位，影响着法律的公正性，表现着统治者的权力观。从理论上讲，司法诉讼中的法官担任着主导角色，有着庄重而神圣的绝对权威，但现实当中由于法官的实有权力受到各种各样利益主体的侵蚀，不同程度地受到阉割，结果导致法官地位下降。与此同时，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部分法官走下审判台，违反中立原则，行使本应由当事人自行行使的权利，导致裁判的权威性受到公众的质疑。据此，笔者拟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从发，谈谈我国目前司法中的法官独立制度的构建。（全文共9619字）
　　以下正文：
　　一法官独立的理论
　　（一）法官独立的表述
　　国家的职能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大致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根本；行政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宗旨；司法则以中立裁判为原则。司法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正如耶林所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 。
　　国外普遍的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者说是法院，司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司法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法中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说到司法机关就是指法院和检察院，因此对我国司法可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政治层面而言，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是指司法权独立；第二层是指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是指法官独立，既需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更特别强调法官个体的自主性，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而法官独立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审判法官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法官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是指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独立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由此，法官独立可以概括的定义为指审判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
　　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认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 ——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法官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
　　宪法一般是从审判权运行的角度确定法官独立原则，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 如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独立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
　　法官在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保障权利的有效运作过程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法官独立，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机构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贯彻实施。法官独立的审理案件已成为实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适用法律的活动是通过法官的严格司法活动来实现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理解法律”。 法官独立的实质是司法独立的深入与细化，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应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其执行法律不应受外来因素的干涉。“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者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和阻碍。” 在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成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时，突破了产生它的历史和制度上的限制，成为对所有法治国家有普遍意义和作用的又无一定统一模式的一项法律准则，不论是西方自由政体的国家，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司法独立和公正都是模范司法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法官独立审判固然要排除来自法院内外的影响和干涉。但真正的法官独立还是要靠法官以牺牲的精神奋力去争取和维护，如果法官不能抵制法院内外的影响和压力，做不到独立审判，那么独立审判也就永远只能成为我们的“理念”。
　　（二）法官独立的价值
　　法官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
　　司法活动相较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法院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为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独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 因为“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当中做到“法官独立”。
　　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 法官独立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官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显然，愈接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和正义的优化配置。
　　二、我国法官独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但法官独立在现实实施当中却存有很大的不足。中国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独立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实际上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质上是自己监督自己，在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使审级制度实际上被架空，使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现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为的直接指导， 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约束。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提的。
　　事实上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不了解案情，了解案情的案件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和扩张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个案讨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概率也就增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意。 如果主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因此需要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合理确定其权限，不让审委会审理案件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而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
　　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等级的划分过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意识。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的经验和智慧。“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要做到司法独立就必须同时实现外部和内部的同时独立。（1）外部独立即法院独立，包括形式独立和实质独立。法院的形式独立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它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因体和个人，独立于社会；法院的实质独立，是指法院可以自由地作出裁判，而不受任何外在的先决条件的影响。（2）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是指法官能够独立地依法审案，不受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法院内部的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法官独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法官独立审判。司法权是中立性权力，司法权若不保持中立，法治便无法推行。保持司法中立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独立审判，二是只接受监督，不接受命令。因此，在赋予法官的独立地位和相对较大的权力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和完善明确的法官责任制。从诉讼制度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不断重视和强调法官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表现为立法中一般性条款受到重视和司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另一方面，制度上对法官个人行为的制约也趋于强化。
　　但法院所谓的独立审判，其具体作法之一就是并无法律依据的将案件由庭长、院长审批。这样做，其实超越了法律赋予其应有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实行合议制和独任制。也就是说，只有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才是法定的审判组织，其他任何组织及个人，包括人民法院内部除审判委员会以外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代替行使审判权。
　　三、对我国法官独立的展开
　　现代司法理念就是通过司法手段独立地实现正义，将合理的确定性、法律及规则的可预见性与适度的自由裁量结合起来，具备了代价相对较小、平等、公正、民主等优点，使其有优于其他任何实现正义形式的现实可能。 实现正义，重点是法律适用，但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是将抽象的带有共性或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带有个性或特殊性的人或事项，即法律和事实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主动的、简单的、自然的或直接的结合，而是以法官为中介。 为此，法官的独立性是实现正义的“人为”因素，法官制度是该“人为”因素的重要保障，否则，“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赃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一）我国的法官独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权的有限独立，其独立进程受传统“势力”、传统习惯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在西方，诉讼中审判方享有主持和指挥审判的权力，在审判中占主导地位，是从法官个人的角度而言的，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使法官个人在审判中具有行使职权的较大自由和活动时空，因而其诉讼活动往往是直接的、言词的和辩论的。
　　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诉讼制度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式和职权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记载了诉讼程序理想化的足迹和科学化的历程。我国审判中，存在审判权力“集体化”现象，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在审判中有极其重要作用，而使得法官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国家设定司法机关开展诉讼的目的，旨在通过审判活动，对具体的权益冲突适用法律，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的目的。诉讼是一种保护国家、团体和个人等诸种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活动。权益冲突解决过程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公正、合理解决权益冲突的本质要求。在诉讼中，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冲突的解决者即法官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情感倾向”，作出有损司法公正的裁决。因此有必要保障法官审判的独立性，努力塑造法官审判中立的形象。
　　实现法官独立的必要性在民主宪政建设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现法官独立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和制度条件。我国已基本上确立创造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条件，而且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和司法体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刑事司法法官独立的宪政条件。
　　1、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将审判权从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职能，除人民法院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组织都不具有审判的国家职能，这说明我国已经具备了技术上必要的独立性，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基础条件：审判权专门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唯一主体，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不拥有和行使司法权。
　　2、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说明人民法院在司法当中应依法审判、独立审判并排除干涉。
　　3、法官独立办案
　　诉讼中的法官在具体的司法程序当中应该超脱于当事人，保持中立地位，不偏袒任一方。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官依法办案的内容从法律精神上体现了法官独立的价值理念。
　　4、法院系统自身体制已经具备了法官独立的条件
　　我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就要求各级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非依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或其它法院无权改变原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法院系统内部，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法院院长无权审批案件直接改变法官的裁判。
　　（二）当前宪政下法官独立的实现。
　　司法中的法官独立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前提下，应着力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要让党的领导原则在具体司法中更加规范的运行；党在行使其权力时，要严格按照法定的规范和程序进行，并在立法对其权力进行约束。
　　1、维护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必要的独立性,使之真正做到与立法、行政并行且独立。
　　我国是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同样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这是我国宪政体制下实现法官独立的根本前提。但是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的干预。因此有必要规范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我国宪政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滥用监督权行为应为无效，人大在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时应说明理由并公开。
　　2、维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独立性。
　　我国目前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干预，导致了司法的地方化，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所以要制止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的年度预算，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财政依附；实行法官资格确认和法官任免及晋升由中央统一管理，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人事依附；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重合的模式，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域设置应根据司法的需要划分，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行为公正性和统一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