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行监督在立法思路上应实现“三个转变”
张志华、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1300）
【内容提要】：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以强化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研究主旨，以当前立法现状以及法学理论的不足为研究导向，多层次、多视角、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民行监督在立法思路上应实现“三个转变”，即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规定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关键字】：民行 检察监督 抗诉 再审 转变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职权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民行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民行工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在民行监督的立法思路上，应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规定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一、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
全面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坚持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有错必纠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条重要原则，而实现司法公正要靠科学、公正、严密的程序作保障。在立法规定和现实司法工作中，存在“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思路上加以探讨和研究：
（一）从民诉法对提起再审的条件看，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规定不科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论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应当平等地受到追究。但是，对公民提起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就使有法必依大打折扣。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检察院应当抗诉，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法院系国家司法机关，若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违反了法律，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必须纠正的。而立法却把“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揉在一起，在内容上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既有执法不严之嫌，也有授违法不究之柄；在表述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此规定的前提是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却用“可能”这一尚不能确定的动词来进行判断，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适当的。修改该法条的思路是，只采用该法条前半部分，即“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检察院应当抗诉，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
（二）从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审查程序看，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规定的过于笼统。我国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但却未进一步规定具体的受理、审查程序，以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过程各行其是，随意性极大。致使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在这一审查程序中未能得以贯彻执行，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导致再审程序难以进入。解决以上弊端的思路是，依靠立法来规定明确的审查程序和制度，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以下内容：再审申请的受理部门；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应抄送检察院，以便检察院实施监督；受理部门对每一再审申请及所有申请材料必须登记归类；实行回避制度，受理部门不得将再审申请及有关材料转交或变相转交作出原生效裁判的部门；审查人员应认真听取各方陈述，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不论是否受理，必须书面答复，尤其是审查合议后决定不予受理的，要说明具体理由，以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同时，还应规定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有权向上一级法院申诉。
（三）从民诉法对再审申请的审理过程的规定看，缺少公开性。司法权要有公信力，关键就在于公开审判。现行民诉法规定，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案件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除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都应公开审理；原来是第二审的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进行判决。这就为不公开审理再审案件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何终审不能终？除了暴露出一些法官素质不佳外，也说明再审程序的具体设置欠科学。否则，当事人岂敢不断挑战终审判决？但是长此下去，势必影响法制权威。为了使再审具有公开性，笔者认为应在民诉法中设立详细的再审理由，明确各级法院的再审管辖权限，强调再审必须公开审判，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明确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及具体职责，在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制度的指引、规范和保障下，再审“终审难终”的现象可望消失，再审裁判的终审法律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二、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应该是全面、有效的监督，应当包括提起诉讼、参加诉讼、提出抗诉、监督执行等环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责就无法充分完整地体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立法也应从不同方面体现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直接监督，有效地防止和纠正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达到维护诉讼公正和保护国家、社会重大民事利益的目的。
（一）应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在法定情况下，基于法律监督职能，代表国家将一定种类民事、行政案件提交人民法院审判，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我国现今的司法实践并未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而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却时有发生。因此，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重大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准许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这种诉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国家诉权，只能由检察机关行使。例如：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案件，对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重大违法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二）应参与重大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检察机关参与重大民事诉讼全过程，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但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在参与重大民事诉讼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之前应将开庭的日期、地点及案由等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便于人民检察院做好派员出庭的准备。2、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更不能对法官裁判案件施加影响，即不能妨碍司法独立。3、参与诉讼案件的范围应依法确定，建议赋予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以便建立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填补检察监督的空白，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检察机关通过参与民事诉讼案件，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4、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应以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为重点，及时保护这些权益。
（三）应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唯一方式。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裁判提起抗诉的形式，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检察监督，这对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笔者认为，要使抗诉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应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必须进行再审。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引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抗诉一经提出，就应立即引发再审程序的启动。由于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必须审理，所以不存在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再审的问题。
2、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关系到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避免“迟来的正义”发生的根本保证。审限应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后开始计算，此时，人民法院应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3、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检察机关出庭的地位、任务和权限均无明确规定，检法两家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直接影响抗诉案件的审理和监督。因此，立法中应作如下规定：首先，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不是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是对国家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予以监督，享有特殊的诉讼权利。其次，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任务。包括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意见、对法庭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再次，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的权利。检察人员至少应有下列权利：第一，参与法庭调查权。包括有权要求法庭出示证据，有权要求审判长允许其向当事人或其它诉讼参加人发问，有权要求法庭重新鉴定或勘验等；第二，检察建议权。指对庭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现象有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第三，发表庭审意见的权利。即在庭审结束时对整个庭审过程进行评价，并代表检察机关发表出庭意见。
（四）应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首先，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活动”应从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而且还包括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行为，它们都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活动，都属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范围，都会对当事人以及社会上的其他相关人员产生实际的影响，必须公正地行使执行权，因此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其次，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例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等，这些裁判权与审判程序中的裁判权在性质上并无二样，同样可能出现错误，因而同样存在着司法救济或执行救济问题，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三、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监督途径单一，是民行监督的又一弊端。现行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具体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各级检察院只有地市州级以上检察院才有民事再审抗诉权。地方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的，只有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权，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还缺乏有效途径。从司法实践看，往往多是当事人几经申诉，难进法院再审大门而转向检察院申诉，即检察院的抗诉多来自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由于受交通、经济诸因素制约，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反映的多，受理的检察院必须首先把案情、事实、证据搞清楚，才能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通过审查才能决定是否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上一级检察院进行再审查才能定夺是否抗诉，确实费时费力，诉讼不经济。特别是对级别越高的法院，这种抗诉方式使检察院更难实施有效监督。事实上，对上级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再进一步看，对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错误的生效裁判，检察院哪怕是最高检察院也鞭长莫及。原因极明显：不论再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执掌的是实质可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再审抗诉启动再审就引发了诉讼程序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实践中，人们形容再审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这一不良后果，也提出了当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作为“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竞技”时，到底该由谁充当总裁判员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改革思路在于：第一，立法应规定经当事人申请或检察院的抗诉，启动民事、行政再审。当事人的申请应送交检察院，以利于检察院进行监督。当前法律规定的由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程序，有悖法理。按我国宪法，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互相制约。法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同样应当是先有起诉，再有审判，不能诉审不分，诉审交叉，诉审一家抓。目前，我国民诉法规定的是上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实行集权式再审。一方面，让应作为裁判者的法院自己认为自己审判错误提出再审；另一方面，又作为裁判者来审判自己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不但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且实质上既取代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又分割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仅有的再审抗诉权。法院自告自审，有违司法原理，有违诉讼程序科学分工，更有违司法程序公正与正义。对此，改革的方式应当是法院再审必须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和检察机关的抗诉为前提，法院按自己担当的角色在任何审判程序中都只能专司审判，这样，立法才科学，程序才公正合理。从多年的司法实践看，法院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渠道多来自于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或检察机关的抗诉，立法规定法院直接启动再审实无必要。再从国外情况看，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其再审程序的启动，立法都明确规定为由原生效裁判的当事人进行或检察机关提起。这些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二，应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以弥补民事、行政诉讼中，上级检察院由于未参加一、二审而没有案情基础之不足，而且也便于及时监督、及时纠错，避免转了一大圈又转回原审法院这种诉讼极不经济的情况发生；第三，应明确规定若最高检察院的再审抗诉被最高法院驳回后，最高检察院仍认为最高法院裁判错误的，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这样，不仅再审程序公正，而且更符合我国宪法设定的国家体制。
总之，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内涵，是国家两大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立法的简略和不完善，导致了现实司法实务上的磨擦。抗诉是我国现行法律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唯一方式，而抗诉制度本身，在具体实施上仍然缺乏立法规范，现今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只能是一种局限性很强的被动监督。 强化民行法律监督，是时代的要求，是法制进步的要求。面对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必须不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探索民行工作的新思路。只有在民行监督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民行工作才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7年6月18日 证监发〔2007〕81号）
为落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做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工作，现将实施试行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符合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文件为：
（一）境内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最近一个季度末资产管理规模等证明文件；
（二）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相关经验人员的教育经历、工作经验、从业资格、专业职称等基本情况介绍；
（三）风险控制、合规控制及投资管理等主要制度。
二、符合试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证明文件为：
（一）境外投资顾问（以下简称投资顾问）所在国家或地区政府、监管机构核发的营业执照、业务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境外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末资产管理规模证明文件；
（三）投资顾问的公司或合伙人章程；
（四）投资顾问风险控制、合规控制及投资管理的主要制度；
（五）投资顾问最近5年是否受到监管机构重大处罚，是否有重大事项正在接受司法部门、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说明；
（六）投资顾问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七）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在境内设立机构及业务活动情况说明。
前款规定的文件凡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中文摘要。
三、符合试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证明文件为：
（一）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实收资本证明文件或境外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末资产托管规模证明文件；
（四）托管部门人员配备、安全保管资产条件的说明；
（五）托管业务的主要管理制度；
（六）最近3年没有受到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没有重大事项正在接受司法部门、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说明。
前款规定的文件凡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中文摘要。
四、资金募集
（一）募集申请材料
境内机构投资者申请募集基金、集合计划，除按《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及有关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文件（一份正本、一份副本）：
1.投资者风险提示函；
2.投资者教育材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基金、集合计划的基本介绍；
（2）投资者购买本基金、集合计划进行境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介绍；
（3）对投资国家或地区市场的基本情况介绍；
（4）拟投资金融产品或工具的基本常识；
（5）基金投资业绩比较基准的编报准则、选取标准。
投资者教育材料应当使用简明、通俗易懂的中文语言书写，不应当含有推广某一特定基金产品或集合计划、境内机构投资者或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内容，但可对产品或服务作为实例加以引用，并且该引用不会产生任何推广公司、产品或服务的效果。
3.境内机构投资者如委托投资顾问的，还应当出具下列文件：
（1）投资顾问基本情况表（附件1） ；
（2）境内机构投资者与投资顾问签订的协议草案；
（3）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证明文件。
4.托管人如委托境外托管人的，还应当出具下列文件：
（1）托管人与境外托管人签订的协议草案；
（2）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证明文件。
前款规定的文件凡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中文摘要。
（二）基金、集合计划的名称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语言简捷、明确、通俗易懂；
2.与基金、集合计划的投资策略、投资范围、投资国家或地区相一致。
（三）基金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及其选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业绩比较基准应当在业绩评价期开始时予以明确；
2.业绩比较基准与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方法一致；
3.业绩比较基准的数据可以合理的频率获取；
4.组成业绩比较基准的成分和权重可以清晰的确定；
5.了解组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证券当前情况并具有研究专长；
6.接受业绩比较基准的适用性并可合理说明主动管理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偏离；
7.业绩比较基准具有可复制性。
（四）基金、集合计划首次募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可以人民币、美元或其他主要外汇货币为计价货币募集；
2.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集合计划募集金额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
3.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200人，封闭式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1000人，集合计划持有人不少于2人；
4.以面值进行募集，境内机构投资者可以根据产品特点确定面值金额的大小。
五、投资运作
（一）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基金、集合计划可投资于下列金融产品或工具：
1.银行存款、可转让存单、银行承兑汇票、银行票据、商业票据、回购协议、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
2.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住房按揭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国际金融组织（附件2）发行的证券；
3.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附件3）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普通股、优先股、全球存托凭证和美国存托凭证、房地产信托凭证；
4.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券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的公募基金；
5.与固定收益、股权、信用、商品指数、基金等标的物挂钩的结构性投资产品；
6.远期合约、互换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外交易所（附件4）上市交易的权证、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
前款第1项所称银行应当是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的分行或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达到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附件5）的境外银行。
（二）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基金、集合计划不得有下列行为：
1.购买不动产。
2.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3.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4.购买实物商品。
5.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该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0%.
6.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7.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8.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9.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三）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顾问不得有下列行为：
1.不公平对待不同客户或不同投资组合。
2.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客户资料。
3.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投资比例限制
1.单只基金、集合计划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净值的20%。在基金、集合计划托管账户的存款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2.单只基金、集合计划持有同一机构（政府、国际金融组织除外）发行的证券市值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净值的10%。指数基金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3.单只基金、集合计划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0%，其中持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3%.
4.基金、集合计划不得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同一境内机构投资者管理的全部基金、集合计划不得持有同一机构10%以上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发行总量。指数基金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前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合并计算同一机构境内外上市的总股本，同时应当一并计算全球存托凭证和美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并假设对持有的股本权证行使转换。
5.单只基金、集合计划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净值的10%.
前项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集合计划合同规定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资产。
6.单只基金、集合计划持有境外基金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净值的10%。持有货币市场基金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7.同一境内机构投资者管理的全部基金、集合计划持有任何一只境外基金，不得超过该境外基金总份额的20%.
若基金、集合计划超过上述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在超过比例后30个工作日内采用合理的商业措施减仓以符合投资比例限制要求。
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市场发展情况或基金、集合计划具体个案，可以调整上述投资比例。
（五）基金中基金
1.每只境外基金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中基金资产净值的20%。基金中基金投资境外伞型基金的，该伞型基金应当视为一只基金。
2.基金中基金不得投资于以下基金：
（1）其他基金中基金；
（2）联接基金（A Feeder Fund） ；
（3）投资于前述两项基金的伞型基金子基金。
3.主要投资于基金的集合计划，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六）金融衍生品投资
基金、集合计划投资衍生品应当仅限于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不得用于投机或放大交易，同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1.单只基金、集合计划的金融衍生品全部敞口不得高于该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00%.
2.单只基金、集合计划投资期货支付的初始保证金、投资期权支付或收取的期权费、投资柜台交易衍生品支付的初始费用的总额不得高于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0%.
3.基金、集合计划投资于远期合约、互换等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2）交易对手方应当至少每个工作日对交易进行估值，并且基金、集合计划可在任何时候以公允价值终止交易。
（3）任一交易对手方的市值计价敞口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20%.
4.基金、集合计划拟投资衍生品，境内机构投资者在产品募集申请中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基金、集合计划投资衍生品的风险管理流程、拟采用的组合避险、有效管理策略。
5.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在每只基金、集合计划会计年度结束后6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包括衍生品头寸及风险分析年度报告。
6.基金、集合计划不得直接投资与实物商品相关的衍生品。
（七）境内机构投资者管理的基金、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证券借贷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2.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担保物市值不低于已借出证券市值的102%.
3.借方应当在交易期内及时向基金、集合计划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一旦借方违约，基金、集合计划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和处置担保物以满足索赔需要。
4.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担保物可以是以下金融工具或品种：
（1）现金；
（2）存款证明；
（3）商业票据；
（4）政府债券；
（5）中资商业银行或由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对手方或其关联方的除外）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证。
5.基金、集合计划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证券借贷交易并在正常市场惯例的合理期限内要求归还任一或所有已借出的证券。
6.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对基金、集合计划参与证券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八）境内机构投资者管理的基金、集合计划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惯例参与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所有参与正回购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
2.参与正回购交易，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对卖出收益进行调整以确保现金不低于已售出证券市值的102%。一旦买方违约，基金、集合计划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卖出收益以满足索赔需要。
3.买方应当在正回购交易期内及时向基金、集合计划支付售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4.参与逆回购交易，应当对购入证券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已购入证券市值不低于支付现金的102%。一旦卖方违约，基金、集合计划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已购入证券以满足索赔需要。
5.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对基金、集合计划参与证券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九）基金、集合计划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所有已借出而未归还证券总市值或所有已售出而未回购证券总市值均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总资产的50%.
前项比例限制计算，基金、集合计划因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而持有的担保物、现金不得计入基金、集合计划总资产。
（十）基金、集合计划如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照规定建立适当的内控制度、操作程序和进行档案管理。
六、费用及净值计算
（一）基金中基金应当有合理的管理费率和销售费用安排。如委托投资顾问的，投资顾问费用可以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二）基金、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应当至少每周计算并披露一次，如基金、集合计划投资衍生品，应当在每个工作日计算并披露。
（三）基金、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应当在估值日后2个工作日内披露。
（四）基金、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应当以人民币或美元等主要外汇货币单独或同时计算并披露。
（五）基金、集合计划资产的每一买入、卖出交易应当在最近份额净值计算中得到反映。
（六）流动性受限的证券估值可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
（七）衍生品的估值可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
（八）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合理确定开放式基金资产价格的选取时间，并在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中载明。
（九）开放式基金、集合计划净值及申购赎回价格的具体计算方法应当在基金、集合计划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并明确小数点后的位数。
（十）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自接受持有人有效赎回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赎回款项，但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基金合同可以约定基金持有现金或政府债券的比例，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品种可以不受《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比例限制。
（十二）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的基金合同应当约定每年基金收益分配的次数和基金收益分配的比例。基金收益分配可以不受《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限制，但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信息披露
基金信息披露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可同时采用中、英文，并以中文为准。
（二）可以人民币、美元等主要外汇币种计算并披露净值及相关信息。涉及币种之间转换的，应当披露汇率数据来源，并保持一致性。如果出现改变，应当予以披露并说明改变的理由。人民币对主要外汇的汇率应当以报告期末最后一个估值日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准。
（三）境内机构投资者如委托投资顾问的，应当在招募说明书中进行披露，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顾问名称、注册地址、办公地址、法定代表人、成立时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资产管理规模、主要联系人及其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主要负责人员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取得的从业资格和专业职称介绍等。
（四）基金运作期间如遇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顾问主要负责人员变动，境内机构投资者认为该事件有可能对基金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及时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五）托管人如委托境外托管人的，应当在招募说明书中公告境外托管人相关信息，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名称、注册地址、办公地址、法定代表人、成立时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实收资本、托管资产规模、信用等级等。
（六）基金如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详细说明拟投资的衍生品种及其基本特性、拟采取的组合避险、有效管理策略及采取的方式、频率。
（七）基金如投资境外基金的，应当披露基金与境外基金之间的费率安排。
（八）基金如参与证券借贷、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的，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披露。
（九）基金应当在招募说明书对投资境外市场可能产生的下列风险进行披露：海外市场风险、政府管制风险、政治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衍生品风险、操作风险、会计核算风险、税务风险、交易结算风险、法律风险、金融模型风险、证券借贷/正回购/逆回购风险、小市值/新兴市场/高科技公司股票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初级产品风险、大宗交易风险等。披露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上风险的定义、特征、可能发生的后果。
（十）基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代理投票的方针、程序、文档保管进行披露。
（十一）基金应当按照全球投资表现标准（GIPS）计算和表述投资业绩。
（十二）集合计划的信息披露，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八、投资顾问在境内从事相关业务活动应当遵守境内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九、伞型基金的子基金应当遵守试行办法及本通知的规定。
十、本通知自2007年7月5日起施行。
附件：1.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顾问基本情况表（略）
2.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国际金融组织（略）
3.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略）
4.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外交易所（略）
5.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略）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xxfw/fgwj/bmgz/200803/t20080303_7824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