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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墙纸有限公司与浙江东阳中兴墙纸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金中民三初字第1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浙民三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权是一项相对的权利，不具有排他性，其专有性也并不是绝对的，可以为多人同时分别享有。如果其他人以合法方式取得了与商业秘密权利人同一内容的商业秘密，他们就和原商业秘密权人有着同样的地位。商业秘密的拥有者既不能阻止在他之前已经开发掌握该商业秘密信息的人使用、转让该信息，也不能阻止在他之后开发掌握该商业秘密信息的人使用、转让该信息。

三、基本案情
1994年5月，原告东南公司与韩国汉城东南葛布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国东南葛布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议书，约定韩国东南葛布公司将其草麻及纸纱墙纸技术转让给东南公司，包括商标、制造工艺、技术、控制等一系列的技术决窍在内。技术转让费为5万美元，另在东南公司投入生产后的第二年至第六年，东南公司按每年销售额的3％支付给韩国东南葛布公司。东南公司可选职工到韩国东南葛布公司学习，韩国东南葛布公司可选技术专家到东南公司指导生产，韩国东南葛布公司提供的设备保障其先进性并负责安装于正常生产止等。东南公司取得草麻及纸纱墙纸技术及设备后，韩国东南葛布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派技术人员到东南公司进行设备安装和技术培训。1996年3，东南公司制定了厂规厂纪。其上载明：全体员工要维护公司的各种利益，不管在职或辞职、离职，都必须对公司的设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业务、财务等商业机密保密。如有窃取、泄漏机密或损坏公司利益者，按设备、生产技术的进口与技术转让费，加韩方技术员工资费用及传授技术所付出的总价赔偿，或按合营期间销售额的20％计算赔偿，并报有关部门处理。
1998年12月，东南公司与被告姚某、金某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对员工须遵守公司的厂规厂纪、保密义务及泄密的赔偿义务等都做了约定。姚某在东南公司引进设备前就在东南公司工作，系该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在韩国东南葛布公司派技术人员到东南公司进行设备安装和技术培训期间，其一直跟随学习，掌握该套设备的安装及应用技术。2002年2月，姚某离开东南公司并于同年5月到被告中兴公司，担任技术副厂长。被告金某于韩国东南葛布公司派技术人员到东南公司进行设备安装时到东南公司担任翻译，2000年8月中旬，金某离开东南公司后到被告中兴公司从事翻译工作。
后东南公司认为姚某、金某到中兴公司后，中兴公司利用该二人掌握的技术秘密对其生产墙纸设备及工艺进行改进。在要求中兴公司、姚某、金某停止侵权遭到拒绝的情况下，东南公司以中兴公司、姚某和金某侵害其商业秘密为由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其后，金华市中院委托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对东南公司现有设备的技术是否属于专有技术，中兴公司的现有的制造墙纸生产线与东南公司设备生产线在生产工艺方面是否一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东南公司现有设备生产技术存在4项特有的关键技术；中兴公司现有的生产线与东南公司的生产线在生产工艺方面，特别是铗纸复合压机等六个机器在功能原理上是一致。

四、法院审理
金华市中院认为，东南公司通过有偿技术转让合同受让了韩国东南葛布公司草麻及纸纱墙纸技术，自此拥有了该生产墙纸设备的专有技术，该生产线具有实用性，并能为东南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且东南公司将这一专有技术限定在其本厂职工的范围内，并以厂规厂纪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采取了相关的保密措施。因此，应认定东南公司主张的生产墙纸设备的生产技术构成商业秘密，应受法律保护。
姚某在东南公司工作期间，参加了该设备的安装及生产技术培训；金某在东南公司工作期间，亦接触到该设备的安装及参与生产技术的培训。姚某、金某理应按照其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履行其保密义务，但该二人却在离开东南公司后到同样生产墙纸的中兴公司，帮助中兴公司进行设备改进安装及墙纸生产。经鉴定机构的鉴定，中兴公司现有生产墙纸的生产线与东南公司生产墙纸的生产线在生产工艺方面，特别是铗纸复合压机等六台机器的功能原理一致，在铗纸复合压机等3项墙纸生产技术和装置是相同的，因而可以认定金某、姚某侵犯了东南公司享有的合法权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禁止行为。金某辩称其是翻译，不懂技术，但其无法对中兴公司与东南公司的3项墙纸生产技术和装置的专有技术相同的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出示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因而金某构成对东南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侵犯。中兴公司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被告姚某、金某在东南公司的情况，其提供的证人李某的证言，只能证明李某在染色、胶水生产线改装中起过作用，但无法对铗纸复合压机等3项墙纸生产技术和装置与东南公司专有技术相同的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中兴公司也没用证据证明其生产墙纸的生产线有合法的来源。故应认定中兴公司构成对东南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侵犯。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中兴公司、金某、姚某停止利用涉及东南公司3项墙纸生产技术和装置生产与东南公司相同的侵权产品；三被告在《金华日报》上刊登启示，就其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东南公司赔礼道歉，并共同赔偿东南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上诉。
东南公司上诉称：原判仅判令中兴公司、金某、姚某“停止利用涉及东南公司专有的3项墙纸生产技术和装置生产与东南公司相同的侵权产品”，该判决不能有效地制止侵权行为，也缺乏执行上的可操作性。应改判销毁中兴公司涉及侵权的墙纸生产线设备，并判令中兴公司、金某、姚某停止利用涉及东南公司专有的生产技术和装置生产与东南公司相同的侵权产品；判令中兴公司、金某、姚某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明显偏低，应根据东南公司与金某、姚某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如有失密，按设备、生产技术的进口与技术转让费，加韩方技术员工资费用及传授技术所付出的总价赔偿，或按合营期间销售额20％计算赔偿”。
中兴公司、金某、姚某则上诉称：原判以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的非法的质量鉴定报告认定东南公司使用的墙纸制造技术是专有技术是错误的，东南公司所称的专有技术并无具体明确的内容，也根本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三个构成要件；中兴公司已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所使用的墙纸制造技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但原审法院却视而不见，并作出错误判决；原判认定中兴公司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并判令中兴公司、金某、姚某共同赔偿30万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东南公司所称的专有技术是依附于设备之中的，若有人仿造设备，侵犯的应是设备制造商的权利，只有设备制造商才有权提起诉讼，因此东南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等。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东南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浙江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为：
一、上诉人东南公司对于本案诉争的技术信息是否拥有商业秘密。
根据从东南公司在二审中的阐述及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其主张的商业秘密具有实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东南公司也采取了厂规厂纪及签订劳动合同等形式的保密措施，中兴公司、金某、姚某并无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东南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的具体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因此东南公司主张的墙纸生产工艺流程基本具备商业秘密的要件，东南公司对于本案诉争的技术信息拥有商业秘密。
二、中兴公司、金某、姚某是否侵犯了东南公司的技术秘密。
原判认定中兴公司、金某、姚某构成侵权的主要依据是鉴定报告，但一审的鉴定过程及报告存在以下诸多问题：整个一审中，东南公司都未能明确其技术秘密的具体内容，从而使鉴定报告缺乏基本依据；原审法院委托鉴定的内容是东南公司现有设备的生产技术是否属于专有技术，以及中兴公司现有的生产墙纸设备生产线与东南公司的设备生产线在生产工艺方面是否一致。因本案为商业秘密纠纷案件，故技术是否专有在本案中并无意义，同时技术是否专有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至于功能、原理上是否一致，应该先判断两者在技术特征（或工艺特征）上是否一致，只有涉及到等同或相似性判断时才需要就功能是否一致进行判断，故上述委托鉴定的内容明显不当；且原判在鉴定程序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如鉴定机构的选择上，本案鉴定机构是一个质量监督机构，所作的是《质量鉴定报告》等。
二审过程中，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东南公司和中兴公司的生产线进行了现场勘测，对东南公司提供的商业秘密特征与中兴公司的生产线特征进行了比对，并最终认为：中兴公司的生产线与东南公司商业秘密相比基本特征相同。
一审法院根据“实质相同加接触”的原则推定与东南公司签订有保密协议的金某、姚某在跳槽后，与中兴公司一起侵犯了东南公司的技术秘密。但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中兴公司的证人李某所作的证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李某在证言中确认其作为韩国东星贸易商社的技术负责人到东南公司负责改造东南公司原有的韩国技术设备，2000年10月到中兴公司后，中兴公司的生产线技术是由其指导并提供。对李某曾先后在东南公司、中兴公司指导工作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原判亦在对证据的认证中确认“李某在这两个公司主要负责染色、胶水、线墙纸的技术问题”。因此，在本案中，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韩国东星贸易商社职员韩国人李某及翻译金某于2000年离开东南公司，转投中兴公司，而姚某迟至2002年才离开东南公司，进入中兴公司。同时中兴公司也提供了其与韩国东星贸易商社签订的合作协议、技术图纸，上述证据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缺陷，但是与李某的证言基本吻合。法院认为，韩国是本案东南公司技术的来源地，韩国人李某先后在东南公司、中兴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因此中兴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其技术的合法来源，原判仅凭金某、姚某存在跳槽行为，就推定中兴公司、金某、姚某侵犯了东南公司的商业秘密，显然不够充分。综上，中兴公司提供了其技术的合法来源，应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金某、姚某因此也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关于案件的争议焦点三，即如果中兴公司、金某、姚某侵犯了东南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当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的问题，由于上述判决已认定中兴公司、金某、姚某没有构成侵权，故不再评述。
综上，法院认为东南公司对于本案讼争的技术信息拥有商业秘密权，应受法律保护。但中兴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技术的合法来源，因此中兴公司并未侵犯东南公司的商业秘密，金某、姚某也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中兴公司提出的“中兴公司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所使用的墙纸制造技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后，法院作出了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东南公司的诉讼请求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东南公司通过有偿技术转让的方式，受让取得了韩国东南葛布公司草麻及纸纱墙纸技术，自此拥有了生产墙纸设备的专有技术的商业秘密。其后，跳槽员工姚某、金某进入了中兴公司，而中兴公司拥有的生产墙纸的生产线又与其相似，故东南公司以中兴公司、姚某、金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中兴公司使用的墙纸制造技术与其商业秘密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二审被法院却以中兴公司所拥有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来源为由判决东南败诉。可见，商业秘密是可由多人各自独立的分别享有的。
商业秘密权与专利权不同，它是一项相对的权利，不具有排他性，其专有性也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其他人以合法方式，如通过独立开发获得，从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转让人处以同样的方式转让获得了该非独占性的商业秘密，或通过采用反向工程，或作为善意第三人从非商业秘密权利人处善意获得了该商业秘密等，此第二人、第三人……即取得了与原商业秘密权利人同一内容的商业秘密，他们就和第一个人有着同样的地位。商业秘密的拥有者既不能阻止在他之前已经开发掌握该商业秘密信息的人使用、转让该信息，也不能阻止在他之后开发掌握该商业秘密信息的人使用、转让该信息。
当多人都分别享有相同或类似的商业秘密信息时，对于商业秘密权利人来讲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旦其中有人将该商业秘密公开或申请专利，由于秘密性的丧失，该商业秘密权即不复存在，而商业秘密权利人对于该商业秘密的主体资格也将丧失。故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在得知该商业秘密信息为他人所共有时，立即采取相关保护措施，如首先申请专利，或在采取将商业秘密信息保密的同时与专利申请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更为有效的保护自己商业秘密的目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清国行政法》中的公物法

刘建昆


　　《清国行政法》（日文）是日本学者织田万的名著。根据近年点校出版的《清国行政法》提供的目录，其第三卷第一编内务行政，第七章土木目录如下：

　　“第一节 官设物：第一款官设物种类；第二款官设物营缮；第三款物料；第四款保固期限及议赔

　　第三节 道路桥梁：第一款道路桥梁种类；第二款道路桥梁营缮；第三款保固期限及议赔

　　第四节 河道沟渠

　　第五节 治水：第一款河防；第二款江防；第三款各省水利；第四款海塘”

　　《清国行政法》是一部用近代行政法学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著作。尽管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管理事项上，古今中外还是一点共性的。清代工部作为六部之一，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综理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并且《大清律》之《工律》已经存在公物保护性的公物警察权的雏形。就上述目录看，其内容应该是关于现代公物法中几种重要公物的行政法制度，如道路、河道等，可惜其具体的内容并无译本。

　　该书一部分的正式汉译本为《清国行政法泛论》（1909年）。在译本中，置有《行政法大意》，其中第四章《行政作用》有《营造物管理》一节，涉及早期公物法；又有第三节又有《手数料》涉及一点使用营造物的手续费问题。织田万是日本学者中较早关注公物制度的，早在明治42年（1909年）即在《法学杂志》上发表《公产论》，介绍了法国法上的公产。不过与我国民国后期的行政法著作相比，早期的行政法对于公物、公营造物（今之事业单位）甚至公企业，未作严格区分，这是今天我们阅读有关内容时应当注意的，盖近代公物制度自产生之初，就与公物的民营化纠缠在一起。

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

第二节 营造物管理

第一款 营造物性质

泛称营造物，则以公共之目的所设备之一切物件，皆包含于其中。城砦炮垒、官厅房屋，悉在营造物中。然通常解释，则不用此广义，唯指使一般公众直接利用之设备而言。道路、桥梁、公园、河川、港津、学校、病院、博物馆、图书馆、铁道、邮便、电信等，皆此意义之营造物也。

营造物有二种：一则以物能完其效用者，如道路、桥梁、公园等类是也；一则物与人相须始能完其效用者，如学校、病院等类是也。故由法律上而言，学校或病院，则勿论屋舍、敷地、器具、器械，必要达营造物之目的，教职、医员皆含有于其中，此乃出于总括设备全体之观念也。至于营造物之本质，则其为财产，固无可疑。然营造物而保持继续其效用乎？此其期间，则为存立于公法上者，决非民法上财产也。或称公产，或称行政上财产，即为此耳。故非废止其效用，复为普通财产，则不得遵民法规定处断。然此特就公共营造物而言，即系国家及公共团体设备之营造物。又，若夫系私人设备者，于其效用，则无异于公共营造物。然于法律上，则不同其存立，故不失为民法上财产，例如私立学校病院、私设铁道是也。

一般公众之利用公共营造物之时，法律上关系则不甚单纯。或准无料使用，如道路、桥梁、公园等是也；或征收使用料金，始准使用，如学校、病院、铁道、邮便、电信等是也。今观欧洲各国，小学校则有准无料使用之倾向，此本出于完行强制教育主义之要紧。我邦亦同。又如博物馆、图书馆等，亦允准无料使用。然而令为无料使用与否，暂措弗论。凡营造物之使用者，或以公法上名义使用之，或以私法上名义使用之，初无一定。此则不可不就各国制度之实际视察之也。

第二款 由营造物设备而生之法律上制限

营造物之设备，固属行政上重要事项，总称其事业曰公共工事。设置特定机关，即工部省，统辖关于公共工事之事务。如法国，今则现行此制度，我邦亦尝采用之。今不问此制度之可否，但就由公共工事所生之制限述之。其制限有二种：一曰公共征收；一曰公用制限。

第一 公用征收

往古，各人之所有权，其力极薄弱。政府则应其需要，得任意藉没之，不复交付何等补偿。近世立宪国家则否。保障各人所有权之安全，虽国家公力，亦不能妄行侵害之。独于公益必要上，则制限之。此盖出于不得已也。其制限，则不可不据法律所定。所谓公用征收，即其制限之最著大者，各国宪法无不为之规定焉。

泛称公用征收，为为公益剥夺各人所有权之义。然据各国立法例，不如此之泛且大。唯为公共工事之必要，支给应得之补偿金，征收私人不动产所有权，而新设定诸起业者之处分，曰公用征收。今请分析解说之。

（一）公用征收，即处分也。故公用征收本于国家命令权之作用，从来学者往往视为强制买卖，不甚妥当。买卖，乃当事者以对等关系，任意所为之契约也。既曰强制，则不能与买卖观念相容。然则公用征收为行政上处分，非由私法上关系而行之矣。

（二）公用征收，本为公共工事之必要而施。公共工事之意义，本可由实质上定之。然从来立法上实例，限定其种类者，亦不鲜。此皆出于便宜也。其形式上意义，实定于此。如我邦之土地法及普国公用征收法是也。法国法不敢限定公共工事种类，故就其事业实质，不可不决定其为公共工事与否。

（三）公用征收，即剥夺私人不动产所有权。故公用征收不量行之于动产，专对于土地及土地定着物行之。盖动产，能供给同质同之物，无用强制之必要。若夫所谓征发，则主行于动产上，以其出于军事上必要，与公共工事无涉。不可以是混为公用征收。

（四）公用征收，为起业者，新设定其权利。公用征收权常属于国家，国家以外无有行征收之权者。然公共工事，不独国家施设之。公共团体及私人亦能施设之。又，为其工事，得请求公用征收于国家，国家亦应其必要，而行公用征收。其所征收之不动产所有权，则使起业者取得之。故剥夺于此一方，又设定之于他一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