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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是否就要受歧视
——劳动合同法草案系列点评之五

杨 杰

根据人事部统计，2005年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落实就业单位的比率约为40%，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413万，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到22%，而2006年职位需求预计会下降20%，“毕业即失业”将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即使千军万马中一部分幸运儿走过了独木桥，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三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需要裁减人员50人以上的，……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在本单位工作时间较长、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工作时间长的留下来了，那谁应该走呢？答案很简单：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

在通常情况下，裁员名单主要根据员工的工作岗位、工作技能确定，而草案要求企业根据合同期限、工作时间进行数字排序，实行“先来后走”的简单原则，要求企业先裁减进入企业时间较短的新员工。新员工与老员工同样为企业工作，却要首先被裁减，这是不是一种对新员工的歧视性政策。缺乏职场经验的新人本已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草案的规定只会雪上加霜。

裁掉了新人，老员工就能得到保护了吗？只怕未必。
企业由于搬迁、转产等客观情况发生重大改变，根据对市场与自身的分析研究，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时迫不得已需裁减某个部门或机构。先裁减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工资又相对较低的新员工，则企业无法通过裁员改善生产经营情况，完全悖离企业通过裁员以适应市场竞争的初衷，反而导致已经被迫裁员的企业进一步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如果最终只能选择破产或解散，那不仅无法达到对老员工进行特别保护的立法目的，反而导致新员工和老员工均无法受到保护。

即使单纯从立法技术而言，草案的规定也让人疑云重重。如草案的规定特指“裁减人员50人”的情形，但“裁减人员50人”究竟是指在同一天或同一周裁减50人，还是指因为同一原因裁减50人，草案没有详细规定，那么企业连续两天裁减49人，是否受到法律约束？再如草案使用了“裁减”这一概念，我国劳动法律对劳动合同终结只规定了“解除”和“终止”两种情形，“裁减”究竟是指“解除”还是“终止”，还是既包括“解除”也包括“终止”？小型企业可能只有三五人，永远不会达到裁减50人标准，大型企业员工人数可能有数十万，每天合同到期人数都超过百人，草案未加区分一概以50人为标准，公平合理性在哪呢？

保护老职工的利益不能以牺牲新员工为代价，立法关乎国计民生，应当作到公平合理、适应实际。

作者单位：东方劳动法律网www.eastlaborlaw.com
　　2012年3月7日江西法院网发表了赵婵娟同志的《族谱能否作为证明身份信息的证据？》一文，笔者与其观点不尽相同，故撰文抒已一管之见。

　 【案情】

　　2011年初，黄贵生与其雇请的人一起拆除被告黄清根的旧房木料。黄大么与黄清根系同村村民，与黄贵生同姓。黄大么在经过黄贵生所拆旧房时，不慎被墙体掉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黄大么即被家人送入分宜县人民医院治疗，其住院后于2011年2月25日死亡。因两被告黄贵生，黄清根未赔偿黄大么的经济损失，故黄大么之妻李和青，黄大么之子黄外生，黄苟牙诉至法院，要求黄贵生，黄清根两人赔偿死亡赔偿金65975元。黄大么的出生日期涉及死亡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因此双方当事人对黄大么出生日期的认定出现较大争议：原告方出示了黄大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三份，拟证明黄大么系1944年1月1日出生。被告黄贵生向法院提交了族谱一份，黄宏有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黄大么出生系1937年出生。

　　【分歧】

　　族谱中所记载的个人身份信息究竟能否作为证据加以认定？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时的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2011年10月29日新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3条第2款规定：“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由于身份证、户籍资料为公安机关提供，具有公信力且证明力强，故身份证、户籍是一份重要证据。而族谱是地方流传的一种习惯，并不具有合法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从证据效力上而言，户籍的证明力更大。但是族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就习惯而言，有些族谱都是按当地风俗以及实际状况来记载的，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故族谱具有足够的证明效力。

　 【评析】

　　原文作者赞成第二种意见，认为族谱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成为证明身份信息的证据加以认定。

　　笔者赞成第一种意见的部分观点，认为族谱虽具有合法性，但在有户籍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公民的出生时间首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材料为准，理由如下：

　　一、公民的出生时间首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为准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故认定自然人出生时间的标准依次为户籍证明、医院出生证明、其他有关证明。本案中，被告黄贵生向法院提交的族谱、调查笔录属于其他证明的范畴，其证明效力低于户籍证明；

　　二、从证据的证明力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故族谱、调查笔录的证明力低于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户籍证明材料；

　　三、从族谱、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来看，原文作者对族谱的三性均予以采信，主张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对族谱中记载信息的予以认定。笔者认为，对于涉及认定身份关系事实的证据一般不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族谱是黄姓家族族人共同修订并流传，为当地黄姓族人所认可，被告作为黄姓族人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对族谱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以采信。但族谱的真实性并不能代表族谱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族谱的真实性与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是两个概念，如族谱记载的族人出生日期是错误的，虽然它长期存在具有真实性，但它的记载的真实性却不存在。故对族谱、调查笔录的关联性不应采信。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中死者黄大么的出生时间应以户籍证明材料为准，即出生时间为1944年1月1日。

　　（作者单位：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