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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行政诉讼协调机制，做到案结事了

于树军

行政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活动进行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管理程序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随着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公共权力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协调与平衡正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赔偿诉讼外，不适用调解。这种法律的硬性规定，越来越不适目前的行政诉讼的发展需要，行政争议处理不好，极易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造成上访，特别是在上诉审法院进行协调解决，存在着更大的困难。2006年最高法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好”，这说明最高法院也充分肯定了用协调的方式处理行政诉讼案件。
2007年上半年，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对通过协调解决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今年上半年共审结二审行政诉讼案件20件，其中协调处理上诉人撤诉的有7件，占到行政诉讼案件数的35%。可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院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具有很大的空间，且通过协调解决的纠纷能彻底平息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笔者现就协调方式解决行政案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协调的类型以及我们的具体做法作些探讨。
一、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理论上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也不乏有其依据。第一、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允许适用调解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是法律规定的；第二、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适当减轻处罚或让步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违背法律；第三、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要解决纠纷，达到诉讼的定纷止争效果，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
2、单纯的行政判决难以达到彻底平息当事人的纠纷。目前行政诉讼中上诉和上访率高，与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协调有直接关系。无论是撤销判决还是维持判决，均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可能导致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服甚至上访申诉，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重作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还可以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维持的判决，原告上诉的比率非常高，即使败诉方不上诉或上诉后仍维持，因此达不到彻底平息纠纷的目的。
3、从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进行适当的协调，只要其协调过程和结果不违反法律，不侵害公共利益，有利于和谐稳定发展，就有构建和创设的现实必要。一是从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审判实践的需要，能充分体现定纷止争和案结事了；二是从违法行政当纠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三是从行政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来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建立是正公与效率的需要，也符合法院“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
二、行政诉讼协调的种类
行政诉讼的协调机制的确立，有利于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减少诉累，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行政诉讼协调并不是抛弃规则的协调和平衡，也不是无边无际的随意协调。行政诉讼必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特殊性。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协调方式协调行政案件，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案件都能适用协调，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协调。笔者认为能用协调处理的行政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
1、行政裁决案件的协调。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裁决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其实质也在主张民事权利，会始终围绕着自己民事权利义务来衡量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而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行为时，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合法也始终以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是否正确合法为标准。因行政裁决而提起行政诉讼是有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二是民事双方当事人与作为裁决者的行政机关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简单地运用判决的方式均很难达到行政诉讼预定的效果，判决维持对于显示公平的行政裁决显然不合适，判决撤销不能及时解决双方当事人民事纠纷，可能引起诉累，而通过协调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就民事纠纷达成合意，当事人的行政诉讼目的也就达到。
2、行政赔偿案件的协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因此，行政赔偿案件适用调解得到我国立法的明确认可。关于行政赔偿诉讼适用协调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行政赔偿诉讼目的上来考虑。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赔偿诉讼的主要目的。二是从实体法规定来考虑。行政赔偿诉讼是诉讼中一种，受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法律规范的影响。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赔偿案件调解的结果往往是减少受害人要求赔偿的数额，而高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赔偿的数额，因现行国家赔偿的标准很低，但这种结果更能体现案结事了。行政赔偿的产生是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违法就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协调解决行政赔偿案件能有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每个行政机关都有其法定职责，作为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能放弃也不能违反，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而引发的案件，行政相对人必然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其法定职责或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履行的或者拒绝履行，拖延履行的，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履行，对于履行已经没有实在意义的,判决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显然这种诉讼程序对于需要从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获得救济的行政相对人来说有时意义不大，而行政机关又不愿意接受败诉的后果。而通过人民法院的协调，行政机关主动在诉讼中履行其法定职责或给予赔偿，对社会、对当事人都感到皆大欢喜。
4、行政合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将行政行为的内涵作了扩大化的解释，“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也包括双方行为”。这一重大修改，明确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尽管目前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案件较少，但是随着大量行政合同的出现，行政合同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必将大幅度增强，通过协调来解决双方的争议，更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定纷止争。
三、对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探索和做法
1、严格遵循行政诉讼协调的基本原则，积极促成行政案件协调解决。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我们首先是立足于协调，尽可能地争取和解，协调结案。但这种协调绝不能在无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审判人员要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查明，对于行政行为确属违法的，要明确指出，并督促行政机关及时纠正；对于行政行为合法的，要尽量做行政相对人的工作，建议他们撤回起诉，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我们审理杨文学不服运输管理处扣押车辆一案，杨文学确系没有到运管部门办理营运手续，进行非法载客，被运输管理处扣押了运输车辆并进行了罚款，杨文学不服诉至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了解到杨文学非法营运违法在先，但运管部门在查处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取证存在问题，且行政处罚程序有不当之处。如撤销行政处罚，运管部门回重新作出处罚，可能引起再次诉讼。在庭审结束后，审判人员找到被处罚人，向其宣讲有关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当事人也认识到没有依法办理营运手续是违法的，同时也对运管部门行政执法提出意见。我们又找到运管部门的有关人员，指出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是否可以在其处罚裁量幅度范围内予以减轻处罚，后双方达成了协调意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合议庭准许上诉人自愿撤回上诉，但在下达裁定的同时，向运管部门下发了司法建议，指出其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案的顺利协调解决在于确立了协调工作的基本原则，协调机制只有在坚持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
2、根据案件的性质，因地制宜，适当地引入协调机制。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根据案件性质，适时采用协调处理这一有效方式，积极化解官民矛盾。近年来，行政拆迁案件大量增加，这类案件矛盾大，涉及人员多，处理不好容易引起集体上访申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制定措施，加大协调力度。我院今年受理王学敏等诉北安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8件上诉一案，原审判决维持了北安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裁决书，王学敏等不服提起上诉。上诉理由要求一米顶一米产权调换，认为营业用房评估价格低，拆迁人认为评估价格已经很高，矛盾极其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从大局和稳定出发，考虑到被动迁人是弱势群体，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被动迁人的利益，由副院长亲自带队，查看了动迁现场，分别和拆迁人、被拆迁人接触，向他们讲解有关动迁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工作给予理解和配合，化解双方的对立和抵触情绪。后将拆迁人、被拆迁人及裁决机关找到一起，在宣传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使三方当事人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开诚布公地发表各自的观点和意见。各方当事人都发自内心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在这起行政争议案件中发现了自身的不足。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了补偿协议，一起可能引起集体涉诉访案件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当事人的具体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年上半年审结的动迁案件协调解决的达到90%，作到了案结事了，使案件处理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促进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
3、防患于未然，案件开庭审理前积极引入协调机制。
法官时刻要保持居中地位，化解矛盾，减少现实纷争，预防即发诉讼，以服务社会，促进和谐，在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方面开辟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我们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在案件开庭前，每个合议庭组成人员仔细审阅卷宗，发现有协调解决可能的，经过合议庭共同研究协调解决方案和途径进行协调解决。行政审判作为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必须正常开展工作，慎重办案，既不能为单纯追求办案数量而乱立案，也不能怕惹麻烦而不立案，有些案件在立案过程中就协调解决了，使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既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又维护政府的形象，从而促进社会的法治稳定。
我们深刻的认识到，采用协调形式审结行政案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之间矛盾的化解；有利于减少群众上访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不断完善协调的新机制，总结经验与教训，使这项工作尽量地规范化，切实为构建和谐法院，作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汪红军


内容提要：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普遍确立。而在我国法律上还未得到确认，随着我国对人权保护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同时也为了和国际接轨，沉默权制度最终将会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本文从沉默权制度的概念、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通过本文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沉默权 必要性 行使 限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已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要实行与其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又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
一、 沉默权制度的概念
沉默权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制度。
西方学者对沉默权的理解主要从四个方面出发的：
（一）是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它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
（二）是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
（三）是警察、检察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四）是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己的陈述，法庭不得将犯罪嫌疑人出于非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沉默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权，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保持沉默。在有利于己的情况下打破沉默，作有利于己的陈述。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既享有在沉默与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又享有如何进行陈述的权利，即在提供有利于己的陈述和不利于己的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此沉默权又被称为反对自我归罪的一种特权。
二、 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关于我国是否确立，或者说是否引进西方的沉默权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赞成者有，持否定意见的也有，笔者对此持赞成态度。但在为什么确立和如何确立沉默权的问题，笔者却有不同看法，下面就此作简要论述：
（一）我国为什么要确立沉默权制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已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了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建国初期五十年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要实行与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而为什么确立沉默权恰恰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第一，外部因素。即国际环境的影响，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利伯尔案件。利伯尔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得到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遂成为英国刑事法律原则之一，并在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得到确认。美国最早移植了这一制度，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此后又通过判例从程序上对被追诉人的沉默权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将告知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纳入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二战以后，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刑事沉默权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至1997年底已有14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先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300多年前始于英国的沉默权。为什么会得到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呢？这是需要我们头脑中思考的一个问题。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使沉默权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但热烈讨论之后，我国法律对沉默权仍是未加肯定。
笔者认为既然我国现已加入了该公约，在沉默权制度问题上，就应当与国际接轨确立沉默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席之地。
第二，内部原因，即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首先，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已明确否定了有罪推定，即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而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则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实陈述义务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矛盾的。应当以沉默的权利来代替供述的义务。其次，沉默权体现着公平和正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实际上是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抗衡侦查和控诉的权利。使诉讼结构趋于合理化，在诉讼　中本就处于劣势的犯罪嫌疑人，因此也可能防卫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以此来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立沉默权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再其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已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确立沉默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借口和便利条件。从诉讼规律上分析。“谁主张，谁举证”是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律，追查犯罪，惩罚犯罪必须从事实为根据，指控公民实施了犯罪行为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国家追诉机关可以将查明犯罪事实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那么，不就等于要求由被追诉人自己证明对自己的指控了吗？因此，如果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有利于有效抑制司法中的非法行为，避免刑讯的发生；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这是它不可忽视的作用，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需要。同时，可以促使侦查机关完善侦查方式，不断提高侦查技术，有利于办案人员素质的提高，也可以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和诉讼结构更趋于合理，保证我国人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当然，这只是从好的方面看沉默权。有人认为，我国不适宜引进沉默权，至少是现在不适宜，认为这是一种法治浪漫主义。其实，这种谨慎完全不必要，任何时代的进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确立沉默权以后，我们遇到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长痛不如短痛，我们现在的变革迎接的挑战，远远胜于我们后辈由于落后而导致的愚昧。况且，确立沉默权也并非只对追诉机关不利，同时也意味着被追诉人的两难选择：保持沉默必然失去部分对自己行为辩护权，行使沉默权，则必须打破沉默。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确立沉默权对追诉机关是有利的。
（二）如何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
确立沉默权制度，是法制进步的体现，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确立沉默权制度，也是大势所趋，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但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准备迎接困难的决心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完善的准备，把“代价”缩小到最小的范畴。笔者认为确立沉默权，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法律是否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其已蕴含在立法中。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解和辩护的权利。对该权利的放弃，当然也可以表现为沉默的外观，即行使了沉默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可看作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辉英指出，以上认识是对沉默权的误解。本人也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1、应当明确辩护（解）权与沉默权的关系。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享有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在不利的环境中如稍作解释即可消除误会的话，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辩护权，但假如辩护会招致更多误会的，那么，当事人只能选择沉默权了，而辩护权既可在有利的环境中行使也可在不利的环境中行使。保持沉默并不是对辩护权的放弃。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实供述之后，可以进行辩护。即使放弃了辩护权，仍要如实供述。假如放弃辩护权就意味着行使沉默权的话，那么，不如实供述就不应当受到“抗拒从严”的制裁。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并不矛盾。2、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对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拒绝回答，并不会因此受到追究，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回答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更谈不上受到追究，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攻心为上的政策在我国特定时期的确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在不断提高，其心理素质也是以前望尘莫及的。这项政策已在慢慢的失去其往日的光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乱世用重典，治世用轻典，我们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持续上升，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必要“从严”而应以教化、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其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法律依据，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量刑取决于其所犯罪行种类及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比如一个按刑律应当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即使他将其所犯罪行向侦查机关全部坦白了，也不可能因其“坦白而从宽，其实这项政策与刑诉法第93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为惩罚保持沉默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去掉刑事诉讼第93条关于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首先，这一规定的实质即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无论是否真实都必须涉及与案件有关的一些人和事，能够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一定的线索，而且，可以与其它证据相互鉴别，有利于审核其它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违背沉默权的这一规定，越来越显露出其弊端，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内容很明显：侦查人员（包括其他司法机关人员）有权提问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这条规定的实质在于规定司法人员审问犯罪嫌疑人必须提供与案件有关问题的义务，从而为某些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可能。因此，确立沉默权的前提，就是必须放弃第93条的规定。
第四，明确沉默权的最终价值，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所以，从绝对与实用的角度来说，沉默权确会使一些犯罪分子逃避制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最终价值。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法院大法官奥利旨.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的多。
第五，沉默权应当通过立法来确认，使沉默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有人认为，在侦查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但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则不享有该权利。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沉默权对我国来说是超越国情的，既无助于避免刑讯逼供，也使口供这一直接证据大为减少不利于打击犯罪，只会陡增侦破案件的难度。
笔者认为，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于被告人的沉默权应当予以限制。
第一， 随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以及新加入公约的成员国不断增加，加快了沉默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国际条约也是我国法律的渊源之一，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又未有任何的限制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予以明确规定沉默权。
第二， 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执法观念陈旧，刑侦手段相对落后，为了追求破案率，造成大量刑讯逼供现象出现，对沉默权的明确，也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及我国刑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相一致的。
第三，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不会阻碍侦查，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如在庭审中行使了沉默权，那也就部分放弃了抗辩权，只要公诉人在法庭上提供了足以证实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的证据的，即使被告人在庭审中保持沉默，也不会妨碍对其的审理与判决。当然，在对沉默权予以明确规定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要保护人权也要打击犯罪，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应对沉默权的行使有所限制。
其一，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向警方说明其到现场的时间，目的以及行为过程，不能以沉默权对抗侦查人员的讯问。
其二，如果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家中，住处等处发现被害人的物品以及作案工具等，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说明其来源，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推定。
其三，在有的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也会被定罪处罚，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此，在某些特殊犯罪中可以规定例外情况，如个人行贿、受贿案件，洗钱犯罪案件以及一些金融诈骗案件等，并且应在法律上明确。如果在此范围之内，犯罪嫌疑人继续保持沉默，法庭 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的判决。
综上所述，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然而，它建立于一种对人权高度尊重的司法背景之下，而且伴随着对配套制度较高的要求，同时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司法资源不足。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个人权利难以充分张扬的国家来说，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必须会经历一个艰难过程。
我们在考虑其制度的设立时应当注意，既要解决价值问题，又要解决技术问题，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的“拉动”实践，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又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作者简介：汪红军，男，1962年7月出生，法学学士，现任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等。
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汪红军
2004年5月12日
联系电话：0994---5824213（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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