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利用腾讯QQ群传播淫秽物品行为探讨

付百平
（长江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0）


[摘要] 新的即时通讯软件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也给传播淫秽物品罪带来了新的特点。现行腾讯QQ的多功能发展，用户可以利用QQ进行群聊从而引发了犯罪之可能，用户发送淫秽物品达到法定条件将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网络服务商、腾讯公司各自负有相应的法律义务，但不会对第三人的犯罪承担共犯的刑事责任，但腾讯QQ群管理员因其特殊的“权力”，在特定情形之下也要与传播者共同承担刑事责任。本文将从犯罪构成上以个人腾讯QQ群为例详细研究传播淫秽物品罪之构成。
[关键词] QQ群；传播；淫秽物品罪；共同犯罪；网络



一、腾讯QQ群简要介绍
腾讯QQ群（以下简称群）是深圳腾讯公司开发的网络即时通讯软件QQ的一个内部功能项。其附随于QQ而存在。相对于QQ而言，群为附属物。群诞生的必要条件是用户拥有该公司提供的QQ帐号的使用权，但并非每个QQ都自然取得群的功能。就作者目前所知，可通过特殊身份，如会员直接建立或者群校友录转化。群类似于虚拟的网络社会，视QQ用户的资格而有不同等级，它由数量不等的QQ用户组成，一般可同时容纳80——200人（视群创立者的身份或续费来决定人口的上限）。在线用户可使用被分配的帐号通过网络构建即时的文字、图片、网络链接等相关信息交流。群有高级管理员一名（创立者）、普通管理员一至两名（ 由创立者任命）及若干成员（声请加入或由管理员设置加入）组成一个虚拟的网络社会群体。QQ群支持图片、链接、动态图画等格式，其先进的即时聊天功能是用户的首选。但此功能 对即时聊天记录一般不予保存，但群的相册、共享、BBS等功能具有永久保存之功效，具有重复浏览性。


二、犯罪构成
群的一些特色功能为其成员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服务，同时也埋下了隐性的陷阱。因成员此时面对的已不是单一的QQ好友用户，在范围及性质上发生了变化。若不谨慎，习惯可以将其带入犯罪之途。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传播淫秽物品达到法定情节的即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以营利为目的的，则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本文仅以腾讯QQ群为研究对象，研讨传播淫秽物品罪之构成。
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对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定是司法机关定罪的主要依据。然，网络的发展，刑法的滞后性也尽显出来。利用群来实施此发犯罪的行为，毕竟不同于常规方式。因此2004年9月1日两高联合作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下文将主要以此解释为标准，从犯罪四要件去论证利用群传播淫秽物品罪之构成。
（一）、客体。本罪侵犯的为复杂客体，即侵犯了国家对互联网的管理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双重客体。国务院2000年9月20日颁布的《互联网传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有：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七）散布淫秽色情……。其次，在群中传播淫秽物品是对社会正常的普通人所共有的性道德观念和性羞耻感的损害。如果在群中传播淫秽物品显然符合客体的构成。
（二）、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
1、何为传播。在大陆法系国家，“传播”一词的内涵相当宽泛，贩卖、散布、制造、运输、持有等皆含其中。我国司法理论及实践对传播的理解予其广泛性，包括利用网络方式使淫秽物品作为物本身或者以物的映象广为流传的行为。在传播范围上，有学者主张在社会上广为传播[1]。那么何为社会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层含义。一为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的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显然，在群中的传播行为符合对社会的第二种理解。从表面看来，虚拟网络与现实的社会不尽相同，法律所调整的关系也有细致的差别，尽管每个用户账号只是信息时代的数字符号。群的虚拟性实质上是现实的反映，它的存在离不开客观实在的个体的操作，犹如每一自然人拥有其姓名和我们对法人的称谓一样。虚拟群实质为社会的别型化。
2、传播对象。传播对象是否必须是不特定的群体，肯定说为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只要传播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即构成此罪。有学者主张传播淫秽物品罪并非以不特定为其必要条件，而是以数量多少来衡量此罪的构成。[2]也有学者将对象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传播是使淫秽物品让不特定或者多数人感知的行为[3]。这种观点只是将两者简单相加，扩大了对象的范围，于情于理多有不适。前两者观点又各有局限，主张不特定的，在实务中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标准，任意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对不特定如何鉴别也一直众说纷纭。仅以数量来衡量对象的观点，主要针对实务而来，但同样不能全盘顾及，如在私下借阅等虽然达到法定数量，却不符合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并无侵犯社会道德风尚之充足理由。
笔者主张传播的对象适用双重标准，传播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在法律无明确规定数量要求之下，得以排除针对特定性。即如果法律明文规定达到某一数量标准的，首先得排除针对特定对象的传播行为的适格性，然后按法律标准来判断。双重标准的确立，可以有效的解决数量与特定之间划分的重复之可能。其次，本罪的构成以情节为要件，我们不能仅以模糊的特定性概念来判断，也不能单纯的以数量多寡来定罪。仔细分析“若干解释”，实属此种标准。
具体就群而言，有人会认为，一个群就是一个特定人数的成员为同一目标而组建的虚拟社会体，有特定性特征，也就不可能构成此罪了。其实非也，首先群并不特定，实有一个变动的群体之可能。在管理员将群设置为自由加入或者可经申请加入的选项后，其不特定性就尽显无遗。因为群成员可以自由退出，这一条件就否定群人数上限而导致的成员加入的限制。其次，管理员可以将其QQ好友上的名单无阻碍地设置为该群成员，QQ好友并不能等同于具有共同目的。自然，该群就失去了特定性的要素。所以可以排除群的完全特定性。也就不能否定传播淫秽物品罪构成之可能。如果行为人只是QQ私聊，由此传播淫秽物品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传播行为，即使符合法定数量也不符合非特定性要素。故不能认定为犯罪。在数量关系上，尽管腾讯公司将群成员的人数作了严格限制。那也只是作无谓的表面努力，如前所叙，人口上限的制约因素因自由退群的特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再者，“若干解释”对此罪数量关系的认定也不以人数来衡量，而是传播的数量。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传播行为，且淫秽物品达到了法定数量，就可以够成此罪，被传播者的数量不影响此罪构成。从另一个层面来考虑，上面对不特定性与数量关系的论述仅局限于对话框中的即时群聊，如果淫秽物品传播于群的共享、相册、BBS等永久保存性质的储存空间中，每一成员就可以重复浏览甚至下载该淫秽物品，群本身的限制因素对这就荡然无存。上述分析可得出：群本身的技术限制，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阻却犯罪的充分要件。
3、淫秽性物品的认定。何为淫秽性，纵观世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有差异。1957年德国联邦法院对淫秽的定义为在性关系方面与正常、健康、整体的平均感情相矛盾。日本最高裁判所1951年指出淫秽是指无益的兴奋或刺激性欲，损害普通人对性的正常羞耻心，违反良好的性道德观念。英国对淫秽的判断标准为：“是否有倾向贬低或者腐化那些对不道德影响不设防的人，以及那些可能接触到此类出版物的人 [4]。我国台湾地区通说认为，淫秽物品是指一切足以挑逗、刺激或满足性欲以及足令一般人产生羞耻心与厌恶感之物[5]。大陆理论界对淫秽性的认定一般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界定。如张明楷认为淫秽物品的实质属性是无端挑起人们的性欲和损害普通人的正常道德观念。王作富则认为淫秽物品实质性是无端挑逗、刺激人的性欲和损害人们对性的正常羞耻心。我国早期司法实践对淫秽性的界定散见于一些决定或解释之中。现行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对淫秽物品的定义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等其他淫秽物品。“若干解释”进一步补充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的定义，其他淫秽物品包括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的电子信息和声讯的语音信息。这一解释对认定在群中传播淫秽物品罪就更加明确。从该解释的理解来看，其使用的是“包括”一词而不是“指”，所以说，随着社会发展，对于淫秽物品以新的形式出现，法律仍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弥补刑法滞后性的缺陷。具体到群而言，现QQ上流行的淫秽漫画、Flash、QQ表情及动态画等，按立法意图也应被包含其中。
法律的滞后性总是让新现象给其挑战，QQ的更新换代，对话框支持的格式类型也成多元性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图片、文字、视频的概念。有些淫秽性物品兼具其中几种物品的特征，而“若干解释”对不同类型格式的物品认定情节相差甚远。如视频文件四十个以上、音频文件两百个以上则可成罪，而图片、文章等则要求四百、电子信息则要求被点击两万次以上。因此对淫秽物品格式的定性应更加谨慎、准确。如动态图片该归于哪一类，Flash链接是否该认定为视频链接。甚至一些娱乐性的动态QQ表情等。这些新出现的物品都兼具有几种类型得特征，所以对其不能一概而论。作者认为，视频文件与图片的格式截然不同。尽管有些图片是动态的，但其计算机属性和格式与视频不同，如动态QQ表情应纳入图片范畴，至于将其视为几张图片的集合，本文不予讨论。至于Flash链接属于QQ对话框中的间接链接，通讯领域一般将其视为动画，那种利用浏览器访问淫秽物品的学界讨论较多，本文也不予研究。
淫秽物品的排除范围。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分别对科学性和艺术性物品作了强调性的否定规定，“若干解释”也有类似规定。因此为了正常的科学和艺术在群中传播类似物品不构成犯罪。某一事物是否体现为科学性、艺术性，在于其能否给人以美感、能否陶冶情操，有利于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而诲淫性却腐化和败坏人们的心灵，损害大众的正常的性羞耻感和社会道德感念。从实践来检验群中传播的物品是否为淫秽物品，在排除麻木或以此为业的群体之后，如果一件含色情的类似物品被传播，正常大众的接收者无羞耻感，我们就不能认为其为淫秽物品，因此在群中为了娱乐发送夸张性的动、静态、但有艺术价值的色情物品也不视为犯罪。
4、数量的认定。在论述了什么是淫秽物品之后，并不能认定只有实施了传播了淫秽物品的行为就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如前所述，首先排除对象特定性的行为。其次还得符合法律规定的情节。“若干解释”规定是在群中传播淫秽电子期刊、图片、文章、短信息等分别达到四百件以上的可以构成此罪。从文义上解释，如果仅单独传播图片或文章等单一性内容分别达到此标准当然成罪。如果是以传播图片、文章、短信息等混合形式，则适用a+b+c+……〉=400。也能成罪（假设传播的物品包括a张图片、b片文章、c条短信息等）。
（三）、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但网络服务商、腾讯公司、群管理员是否也能成为此最的主体，以共犯论处呢？
1、网络服务商是指互联网接入服务与网络通讯服务的单位。淫秽信息物品必须通过网络才能传播到计算机终端。从理论上讲，网络服务商提供交流的纽带，完全可能遇见到传播淫秽物品行为的存在。在主观上可以认为是放任的故意，客观上似乎也有帮助行为，但是否就以此认定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首先是客观不能，网络信息的庞大服务商不可能对其一一鉴别，法律也不会要求行为人承担无法履行的责任，就像法律不要求电话公司承担类似责任一样。其次，如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责任，无疑是对以网络为发展平台的信息产业的打击。再者从立法环境来看，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都不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一般性的监控传输信息的义务。故网络服务商不应承担鉴别、监控淫秽物品的义务，理所当然不应以共犯论处。
从现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来看。其只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网络传输的信息有散布淫秽色情等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等协助调查的义务，并未要求其对第三人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腾讯公司是否够成共同犯罪。“若干解释”第七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为其提供……网络储存空间，通讯传输通道等帮助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共同犯罪论处。所以腾讯公司构成此罪必须以明知故意为条件。但仔细分析该条的规定。腾讯公司将其开发的软件提供给用户使用，是排除作为犯罪工具的故意的。且在注册时就已有合同约定。从何而来的明知故意呢? 其次，用户与腾讯的合同关系生效后，在非因丧失使用权的约定情形出现，公司不得违反合同结束用户的使用权，所以腾讯网络服务基本上进入了用户的私人领域，如果腾讯对其施以监控，可能会引起大量诉权之行使。加上用户群体的扩张，让腾讯公司对群信息一一监控在技术上也难以实现。再者， 该解释仅对直接责任自然人以共犯论处，对法人并无明确规定为有罪。（但并不是说法人不构成此罪的主体，此处仅就该款的共同犯罪而言）
3、群管理员责任的认定。管理员分为高级管理员（创立者）和普通管理员（由创立者任命）。他们类似于公司的主管人员，是本群的实际监控者，也拥有吸收和开除本群成员的权力——甚至可以不经普通成员的允许。群的社会构成类似于金字塔，塔尖属于创立者，中间为普通管理员，塔底为普通成员。从现代权义关系分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所以高级管理员在享有高度权利的同时，也负有对其成员监控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当然网络毕竟不同于现实社会，因管理员过失或客观不能造成的淫秽物品在群中传播，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就普通身份的管理员而言，可分为两种。一是经申请由创立者任命或者先行任命后经其明示同意的，与创立者承担相同责任。另一种是未经其明示同意而被认定为管理员的，不应承担第三者犯罪之共同责任。因为此种情况的人们体现了创立者的随意性及被任命者的不可知性，如果将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形加入求刑范围，明显违背了法律的公平精神。因为群管理员根本就不能控制群成员的即时传播行为（如在群聊时，管理员对成员在对话框中的传播行为根本就不能控制，也不能删除）。所以视为共同犯罪之可能，只能是其成员在具有永久保存性质的网络储存空间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此时管理员必须要保证群使用的合法性，如对其成员上传的淫秽图片、信息、文章视频文件等不加以及时处理，即认定为对该行为的默视认可，纳入管理员的共同行为。但管理员由于某种主客观不能的因素导致未能察觉或及时管理（如未上线，或上线但无时间审查等），从刑法的谦抑性考虑，不应负该刑事责任。因此对管理员责任的认定不应像对行为人那样严格，这也是符合慎刑的立法精神的。综上所述，只能对那种有能力控制，而主观上故意不履行职能，且传播者的行为已经触犯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管理员以共犯论 。
（四）、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此罪。行为人如果是因为手误而在群中传播淫秽物品不构成此罪。被传播者是否接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如果因网络等客观因素导致的传播不能则以未遂论处。
三、刑事责任

通过上述部分对传播淫秽物品罪之犯罪构成的研究，充分论证了在群中犯此罪之可能。至于那些网络游侠，进入不同群或者同一用户同时用多个群传播淫秽物品的，构成此罪之可能就更大，应当依法定罪并苛以刑罚。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四款之规定，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向未成年人传播的从重处罚。再如“若干解释”的规定，传播具有描绘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淫秽电子信息的也从重处罚。根据刑法三百六十六条，单位犯本罪的，处以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相关法条规定处罚。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P.604—607.
[2].何成、张平寿.淫秽物品传播犯罪若干问题之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J）人文社科版.2001年11月第11期.P73.
[3].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P887—891.
[4].J.C史密斯、B.霍根著.马清升等译.因果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P844.
[5].苏彩霞、时延安.妨害风化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P233.



预防职务犯罪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司法活动监督和职务犯罪监督的重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职务犯罪预防，是检察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无疑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饱览历代兴亡历史的明代哲学家王夫之说:“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① 清朝顺治说过:“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贪官不惩,民生不安”,“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提出“治国莫要如惩贪”。②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廉则兴邦,贪则亡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增强，只要有一些腐败出现，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而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十分严重时，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度国际去年宣布了它称之为世界最腐败的前国家领导人名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国际在一份“全球腐败报告２００４”中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期间，共挪用公款１５０亿至３５０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６９５美元。③这样的政府，人民难道还能容忍它存在下去吗？社会动乱——政府垮台，是它必然的结果。
国家是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同样。如果那个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廉洁问题上过不了关，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愚弄百姓，势必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之中。例如，个别地方出现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群体事件，其中，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满干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腐败问题引起的。虽然，这只是局部、个别现象，但如果不加以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旦矛盾激化，后果就不堪设想。
可见，我们自觉地做好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遏制了职务犯罪高发的态势，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定的太平盛世。
2、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打造廉价、高效政府。
和谐的社会，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贫困、落后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有和谐可言的。恩格斯在谈到贫困问题时曾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④而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好的经济体制，以合理调配资源，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还必须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廉价、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要建设这样的政府，就必须将职务犯罪降到最低限度。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到７００平方公里，总人口４００余万，“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岛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政府始终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重要的治国理念。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治国理念，就是把预防腐败作为政府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对公共服务人员（国家公务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严肃的制度管理、严密的考核奖惩。新加坡政府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使公务人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从而有效地保持了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洁和高效。⑤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裕的发达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茅。
如果政府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则必然要阻碍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原副省长，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大权在握，在人事问题上独断专行，在经济发展上虚报浮夸，并大肆收受贿赂，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涣散了民心，给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王怀忠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一手酿成的苦果只能自己吞下。但是，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⑥
做好了预防工作，就能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健全工作机制，规范权力运作，建设廉价、高效的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优质服务，就能有力地促进社会进步。
3、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时，首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机。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发现，理解历史的钥匙不是国家、政治社会，而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科学是政治经济学。因此，理解历史的钥匙，实际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1842年他在《莱茵报》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同时也决定政治活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的根本冲突。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人们的社会结合是为了取得共同的利益；革命也是为了利益。恩格斯说：“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可见，利益在处理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处理利益关系。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都能够按照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去要求自己，去实践，爱人民、尽职责、讲奉献，就能廉洁自律，就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能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血肉关系、鱼水关系，社会就是一片和谐的景象。焦裕禄、孔繁森的先进人物，就是这样的典范。
但遗憾的是，由于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客观环境给公务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不少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利用人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这样说，腐败分子，是新时期的剥削者，是和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部分。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虽然是少部分，但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这样的人，如果任其发展开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终必将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合流，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
因此，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我们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减少公务人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使他们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民心凝聚，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4、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毋庸讳言，现在的社会风气，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很多，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一部分公务人员自身要求不严，素质不高，行为不够检点甚至违法乱纪，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务人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一言一行，起着示范的作用。真善美的行为，能够熏陶许多善良的人们。而假恶丑的行经，无疑在社会的染缸里注入了墨水。
我国儒家学说是十分重视官员的修养的，孔子曾经说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古代经典著作《大学》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告诉学生，人生的奋斗目标是，即内心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还须积极入世，做个圣明的统治者，人生奋斗过程是“八条目”，即实现“内圣外王”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把自身修养，放在首位，摆在基础性的位置。只有前几者做好了，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很有道理的。自己都做不好，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怎么去管理社会，怎么能去为社会服务，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呢。
建国初期，社会风气很好，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境界。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党员队伍经过长期的战争磨练，培养出了高尚的情操，为人民群众树立了象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典型。公务人员榜样力量，感染了一代人的思想道德，使社会风气，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朽状态，一下子转变为清明的世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后，有一批公务人员没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追求享受，金钱至上，导致权力异化：不惜用人民委托其行使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大肆贪污受贿；有的则抵挡不了灯红酒绿的诱惑，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上行下效，这些人的不良言行，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起着很坏的作用。
我们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努力解决职务犯罪发生的机理问题，促使公务人员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努力成为道德上的完善之人。有了一支人民群众信服的、倍受人夸奖的公务人员队伍，我们还愁社会风气不会好起来吗。
5、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市的进程。
法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从严治吏。“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 。”⑦“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⑧而贪污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从来不可能严格执行法律，他们往往把法律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职务犯罪是与依法治市水火不相容的。
从守法的的角度来将，依法治市的重要内容，不仅要求普通公民遵守法律，更重要的，首先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模范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守法，无视法律，甚至亵渎法律，就很难要求普通公民去守法。言教不如身教，违法者去教育他人守法，其效果可想而知的。
国家工作人员的守法，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不仅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模范地遵守各项法律，还应当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自觉地用程序法和实体法来约束自己的执行职务的行为。刘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从法治意义讲，国家工作人员的后类守法行为，更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工作人员要不折不扣地做到上述要求，就必须远离职务犯罪。任何腐败行经，都必然破坏法制，损害依法治市的进程。因此，积极主动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疑能够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使广大干部都能把法律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觉的遵守法律，减少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从而确保依法治市能够顺利推进。







注释：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
②《大清世祖皇帝实录》。
③news.sohu.com/2004/03/26/10/news219611003.shtml搜狐新闻。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⑤www.sinolaw.net.cn/news/fanfun/ffxw/2004810143655.htm中国法治网。
⑥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1231/
11596377.html中华网。
⑦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页
⑧卓泽渊《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载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3版。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苗 勇
邮政编码 312400
电子信箱 zjsz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