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旋转门条款的反思与重构
闫 海
摘要：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禁止或限制，虽然具有预防期权腐败、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等功能，但是影响公务员顺畅流动、侵害公务员职业自由等弊端也不应忽视，制度设计应予以全面地利益考量与平衡。《公务员法》第102条是我国旋转门条款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存在较多缺失，亟待从规范体系建设、规制限度掌控、责任和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旋转门条款；公务员法；离职；从业限制
为保障及增进公益，公权力被创设并授予给政府。公务员作为公权力的代言者与执行人，应时刻以人民服务为宗旨，忠实、勤勉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公务员具有双重身份，除行使公权力而代表公益外，作为个体还具有私权利及私益。避免公务员难以抵御公权力衍生的腐蚀性诱惑，将私益凌驾于公益之上甚至以公权力为追求私益的工具，必须对公务员的行为予以约束。伦理、法律内外两种机制的相互配合，创设规定、引导及监督公务员职业准则的基本框架，“伦理基础提供的是信念、前提、程序，以及指导行为的原则，而法律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提供控制和限制活动的方式”。 [1]2005年《公务员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不仅规定公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忠于职守，勤勉尽责；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原则性义务，而且通过奖励、惩戒、辞职辞退及法律责任等具体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行为规则体系。该规则体系约束公务员行为不限于在职期间，第102条还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规范，即旋转门条款。令人遗憾，第102条实施效果不彰，乃至有些地方政府继续出台与之相悖的鼓励公务员辞职下海的政策。面对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旋转门条款的立法意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检讨当前立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周延性，重构我国公务员离职后行为的规范。
旋转门条款的利益考量及平衡
法律是所有法律共同体中各种相互对峙且为得到承认而相互争斗的物质、民族、宗教和理论方面的利益的合力， [2]所谓良法乃是较好地协调各种利益及利益集团的平衡器。因此，立法者应首先条列法律所涉的各种利益，再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对各种利益予以赋值，将价值优位的利益确定为法律的保障对象，并审慎界定价值位次的利益应予以让步的程度。而且，利益考量及平衡不是静止的，必须因应经济社会变化予以动态调整，才能维护法律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同样地，法律分析不应受制于立法者义正辞严地阐释，而是通过利益还原明晰法律的意旨。公务员职业准则由在职向离职后规定期限的延伸及规制，应符合相关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基本要求。
旋转门条款的立法意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第一，预防期权腐败。期权腐败是指，公务员放弃现权套现利的方式，转而将手中公权力作为一项无形资产进行“资本投资”，为自己预留“出路”，待离职后再套现“投资收益”的策略。作为传统腐败的“创新”，期权腐败的遮蔽性较强。首先，期权腐败非即时兑现，投桃报李的时间差掩盖以权谋私的因果关系；其次，期权腐败中的利益“反哺”表现形式是离职后公务员提供劳务的合法报酬，权钱交易的对价性不明显；最后，为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远期承诺的有效性往往建立于沆瀣一气的攻守同盟基础之上，外部瓦解的难度较高。近年来，期权腐败呈现出滋长蔓延态势，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旋转门条款规制离职后公务员的从业，一定程度上发挥遏制期权腐败、维护公务员廉洁形象、增进公众对政府信赖等作用。第二，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公权力一般与公务员身份紧密联系，但是身份终结，公权力的光环不会立即褪去，权力运作惯性具有渗透力。公务员在职期间累积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务影响以及获悉政府内部信息、竞争对手商业资讯等资源，“下海”后将直接转化为私益，一些 “高薪打工”、“红顶商人”的所得其实是这些剩余人脉或信息资源的私有化，形成对其他经营者的不公平竞争。以至于，有的公务员积极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离职后遥控公权力为己服务，保证“权力过期但不作废”。旋转门条款设定离职后的冻结期间，以切断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连接纽带，限制公权力效用的后续发挥。
虽然旋转门条款立法旨在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形象，防范利益冲突或输送等情形对公益的侵害，但是会附带产生一系列负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第一，影响公务员与外流动的顺畅。公务员的合理有序流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公务员队伍新陈代谢的基本途径之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增强对多样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有助于公务员队伍结构改善和水平提高；其次，打破公务员身份或职位的僵化束缚，能够产生较强地激励与约束作用，促进公务员提高素质、勤勉工作，增强政府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有利于公务员的换位思考，更好的服务于公益；再次，流动顺畅也方便公务员进行个人的职业生涯的规划与管理，促进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最后，退路畅通能提高公务员抗压性，避免盲从或唯上，甚至能积极行使《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抵抗权，保障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员流动包括内部流动和与外流动，后者是指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任职与离职往来。在西方国家，选举产生政务官，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互动比较频繁，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突破官僚制、建立企业型服务政府为核心，其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突出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化与开放性，市场模式认为公共部门的经验、价值与私人部门的不分轩轾，鼓励甚至要求门户开放，公私部门之间进行更多的人才流动。[3]旋转门条款规制公务员离职后从业，势必影响公务员员退出机制的顺畅，而出口的限缩又将削弱进口的吸引力，形成公私部门人力资源共享的制度障碍。第二，侵害公务员的职业自由。“职业自由是一种标准的选择自由”，“选择职业，乃是选择生计，也就是选择工作方式及内容，其目的则可能是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或是求得自我实现，当然也可能两者兼顾”。[4]职业自由被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宪法、区域性人权条约及国际公约所承认，例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本盟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1997年我国签署《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生效，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职业自由是一项受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基本权利。旋转门条款限制公务员离职后对职业自由享有。
综上所述，离职公务员从业涉及诸多矛盾的利益关系，虽然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受到旋转门条款优先保护，但是其他利益的主张也应予以衡酌。旋转门条款应考量及平衡正负效应，即受限于下列原则：第一，比例原则审查。离职公务员的职业自由即使已表征为基本权利，亦不是绝对的，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追求及法律形式可加以限制，但是应止于必要的限度之内。旋转门条款除基于公益的目的必要性外，还应满足“绝对必要性”的判断，即由德国警察法发展而来，已经成为公法“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5]旋转门条款立法，首先应符合妥当性，即对离职公务员职业自由的规制措施必须确实地达到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目的；其次应符合必要性，即在所有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方式中，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应采取最少侵害的规制措施；最后应符合均衡性，公务员离职后从业的规制应与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目标之间取得均衡，不得杀鸡取卵。第二，动态博弈调整。旋转门条款的利益考量及平衡依附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必须因应场景不同或变迁予以适应性调整，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旋转门条款立法存在差异，即使同一国家或地区也应适应不同时期的利益博弈情况予以调整。例如，维护政府公正廉洁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随着诸如公权力运作透明性、问责性等腐败源头治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旋转门条款的意义逐渐减弱，依据比例原则应适时放宽对离职公务员从业的规制，而且旋转门条款应当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预留足够空间。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沿革及现状
我国旋转门条款立法始于1993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二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1995年人事部颁布《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两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国有企业或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工作的，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
随着我国法律共同体的生成，法律职业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法官、检察官的大规模下海从事律师业务，不仅影响司法队伍的健康发展，而且相互勾结的“人情案”、“关系案”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因此，法律职业立法率先对旋转门条款予以规定。1996年《律师法》第36条规定，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2001年、2007年《律师法》修正，该条始终保留。2001年修正《法官法》第17条第1、2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2款规定，法官或检察官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或检察官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第388条第2款，“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将受贿罪主体延伸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党管干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组织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政策文件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能够发挥事实约束力， 2000年旋转门条款开始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三年二不准”规定，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休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办发[2004]13号，以下简称中办13号文），文件规定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应当符合辞职条件及履行辞职程序，并且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后的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担任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具有审批、执法监督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要按照上述精神从严管理。此外，文件根据有关规定再次重申，县级以上（含县级）党政机关不得采用停薪留职、带薪留职等方式鼓励领导干部离职离岗经商办企业。已出台此类政策的地方，应予以纠正，并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好相关问题。
有的地方党委出台贯彻上述党纪的具体实施办法，例如2005年浙江省纪委、省委组织部下发《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浙组[2005]22号，以下简称浙22号文件），意见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及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意见限制辞职后从业：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以及从事或代理经商办企业活动；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部门及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业范围以机关所管理的行业为限制范围。其中，“原任职务”包括现任职务和辞职前三年内担任过的其他党政领导职务；“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是指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注册并在该地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或者在外地注册登记的、但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内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意见还对辞职后从业行为的监督提出要求，即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每年年底应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离职后的从业情况。原单位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应了解掌握提前退休干部的从业情况。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从业的，则依据《公务员法》第102条予以处罚。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缺陷及改进
（一）旋转门条款的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以《公务员法》第102条为核心的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但是该体系内外较多?I格不入，亟待协调一致。
第一，旋转门条款立法与党纪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第102条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差异较大，缺乏立法上承继关系，就内容而言，应当为中办13号文法制化的产物，这充分地反映党的政策对立法的先导与指引功能。虽然党纪可以不同于甚至严于法律规定，但是同样受利益均衡架构中比例原则的约束，尤其党纪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得以实现时，党纪与立法之间应保持协调。中办13号文与第102条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内容区别不大，但是浙江省等一些地方党委相关文件在细化中办13号文的同时，又做出一些突破中办13号文及第102条的限制性及义务性规定，实施中产生较大争议。
第二，旋转门条款立法内部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第102条应是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的基础规则。《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一般认为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等七大主体。不同主体对公务员授权内容迥异，即使行政机关公务员所行使的公权力也难以概括，相应地旋转门条款的平衡点应有所区别，适用第102条进行一刀切式规范显然缺乏合理性，应由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化或者针对特殊性加以特别规定。因此，第102条应为原则性或程序性规定，并通过特别立法授权，形成法制统一的旋转门规范体系。
第三，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的协调。《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是目前关于特殊公务员仅有的旋转门条款立法，立法的正当性被《公务员法》第2条第2款所承认，“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官法》、《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基本一致，却同《律师法》大相径庭。其中，《律师法》第36条规定相当于《法官法》第17条第1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款，无“不得以律师身份”的限定语，规制更为严厉；《法官法》第17条第2款与《检察官法》第20条第2款则是《律师法》所未规定的内容，“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具有永久性涵义，规制未免过于严苛。三部法律相互冲突的条文都是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这反映部门立法主导下，不同利益团体对旋转门条款涉及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差异，而立法过程对差异协调不力，这应为其他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所警惕。
（二）旋转门条款的规制限度
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予以规制，规制限度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对象、内容及方式的安排，《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存在不同程度问题，应加以改进：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3月8日天祝藏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87年4月17日甘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特点制定。
第二条 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甘肃省管辖的天祝行政区域内藏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自治县全县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繁荣、文明、昌盛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本行政区域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本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藏语、藏文或汉语、汉文。
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牌匾和主要文件，并用藏、汉两种文字。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除藏族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县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藏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县县长由藏族公民担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要尽量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藏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藏族公民。
第十一条 自治县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审理案件的时候，根据实际需要，分别使用藏语或汉语；对不通晓藏语和汉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范围内，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确定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尽量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从藏族和其他民族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自治县境内的上级国家机关所属的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注意招收本县人员，特别要优先招收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对县属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自然减员的缺额，由自治县自行补充，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措施，从外地引进、招聘各类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高寒缺氧的实际情况，对在本县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的工资福利、防寒取暖、疾病治疗、探亲休假、退离休安置等给予优惠待遇；对在本县工作的各种科学技术骨干给予特殊照顾。优惠照顾的具体办法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
实行。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保持同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按受人民的监督，关心人民的疾苦，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汉文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地方的各族公民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民族团结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帮助聚居在本县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散居、杂居在本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按照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予以照顾，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自治县内的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家庭的活动。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在地区名下由省单列的计划。
自治县自治机关结合本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它具体条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实行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根据本地资源优势和特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牧农林副结合，牧工商运综合经营，重视智力开发和科技开发，使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除外。
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固定给集体长期使用。全民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由集体或者牧（农）民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集体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由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
使用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原建设，重点兴修草原水利、围栏种草、建设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逐步建立完整的饲料加工体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禁在草原上垦荒种地。凡海拨过高、坡度过大、不宜耕种的土地和林间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草还林。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牲畜实行承包到户，自主经营，增值归己，长期不变的政策。
自治县的畜牧业立足于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变生产型畜牧业为生产经营型畜牧业。
自治县引进优良畜种，进行畜种改良。继续提高甘肃高山细毛羊质量，加速甘肃细毛羊基地建设。重视本地优良品种的选育复壮。
自治县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搞好畜禽疫病的防治，建立健全各级畜牧兽医机构，充实畜牧兽医工作队伍，实行有偿服务、技术经济责任承包制和畜禽保险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开办兽医诊所。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对农业生产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耕地承包到户，长期不变。
自治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种植业结构，积极引进农业先进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稳步发展粮食生产，发挥油料生产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商品优势。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境内的森林属于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自治县的森林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由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统一管理，自主经营。
个人所有的林木，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转让。
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
自治县大力保护现有森林资源，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迹地更新，因地制宜地进行幼壮林抚育、低产林改造，并建设苗圃和良种基地，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国营林场可以实行职工承包责任制；也可以由职工家庭、林区群众承包；还可以和林区群众联营，实行收益分成。
集体所有的林木，折价作股，合股经营，按股分红；也可以折价归户经营。
自治县对水源涵养林，按照抚育规程，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间伐，间伐的木材由自治县自治机关安排使用。
自治县境内宜林的荒山荒地，分别划给乡、村、户和企事业单位，限期种草种树，谁种谁有。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地方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经济。根据本地方资源优势和特点，发展能源工业、采矿业、冶金业、建材业、畜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和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发展乡镇企业、城镇集体经济。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各种合作经济。积极与县外、省外的群众和企业联营，或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对口协作关系。
自治县的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的任用实行选聘制，职工招收实行合同制，企业自负盈亏，有经营管理、使用干部、招用工人、制定分配办法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决策权和自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对乡镇企业、城镇集体经济在资金、物资、税收方面给予照顾。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城乡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属于本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
上级国家机关需要改变自治县的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时，应事先征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同意。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快边远山区公路和乡村道路、桥梁的建设和维修，积极开展公路客货运输，鼓励集体和个人办理客货营运。
自治县积极发展邮电事业，逐步建立乡村邮政、电信网。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医药按民族贸易体制，享受国家对民族地区“利润留成、自有流动资金、价格补贴”等方面的照顾。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部门，鼓励和扶持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并在技术、资金、加工、储存、购销、信息等方面提供服务。
自治县积极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和运销专业户。逐步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
自治县按照国家规定，对畜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实行合同订购和自由购销。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发展出口商品，增加外汇收入，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优待。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农村集镇建设，统一规划，加强管理，改进服务设施。鼓励农牧民到集镇摆摊设点，开店办厂。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境内的草原、森林、耕地、矿藏、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制定管理办法，禁止任何组织、个人侵占或破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根据城镇建设、工业建设的需要，审批征用或占用耕地、林地和草原。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自治县优先合理开发利用；自治县无力开发的资源，报请上级国家机关帮助开发利用。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本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自治县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对外地、外省和国外客商到自治县独资或合资开发自然资源，兴办企业，或者进行补偿贸易，提供方便，给予优惠。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甘肃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由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按照国家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规定确定。
自治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一定五年不变；收入不敷支出时，报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依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上级国家机关在体制、政策方面的重大改变或者遇有特大自然灾害，收支发生重大增减时，由自治县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予以调整。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乡、镇财政。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业银行领导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开展存贷业务，存放利率允许参照银行所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适当发展民间信用。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办好民族中、小学，民族师范，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和民族中等专业学校，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学校设民族班。
自治县在牧区和经济贫困地区、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的乡设立以寄宿为主、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
根据国家的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和长期居住在自治县境内的汉族考生，在录取标准和条件方面给予照顾。
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助学金。
自治县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和民族班，实行藏、汉两种语文教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幼儿教育，做好扫盲工作和成人教育。
自治县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提倡各单位和各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或训练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集体单位和个人捐资办学。
第四十条 自治县认真办好教师进修班，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有计划地选送教师特别是少数民族教师到大专院校进修，提高教师的素质。
自治县提倡和发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保护学校校园、校产，维护教学秩序。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学校由县、乡分级管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县财政的机动财力中每年留出一定比例用于教育事业。乡、镇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全县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和困难的边远山区的中、小学生逐步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本地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技服务推广机构，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因地制宜地引进和推广科技成果。科技单位实行示范有偿合同制和承包责任制，鼓励和发展科技推广专业户。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鼓励文艺工作者开展民族文艺创作活动，收集整理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
自治县加强对历史文物、古籍、名胜古迹的保护、收集、整理、研究和翻译出版工作。
自治县发展广播、电视、电影事业，加强农村牧区广播网的建设，努力办好藏语广播、扩大电视覆盖率。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决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传统医药，加强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改善卫生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地方病实行免费治疗。
自治县开展藏医、藏药学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实行中医、西医、藏医结合，积极培养藏医藏药人员，努力提高医疗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个人开办医疗诊所和药店。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审批城镇户口。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保护婚姻、家庭、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结合本县民族的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办法，提供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发展具有藏族和其他民族形式、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增强人民体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华藏寺镇。
每年8月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全县放假一天。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条 本条例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1987年4月17日
